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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央行行长易纲在《求是》杂志发表《坚守币值稳定目标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署名文章，从回顾20世纪“大萧条”以来全球货币政策的三个演进阶段，分析为何当前发达国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不及预期，我国多年来在探索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的认识和经验，我国货币政策下一步的使命和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等方面详细阐述。 易纲强调，“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无论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都要求我们坚守币值稳定目标，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分析美、欧、日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在未来几年的取向，可以判断，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 “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向零利率方向趋近，我们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始终坚守好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初心使命。”易纲称。 发达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不及预期 易纲回顾了20世纪“大萧条”以来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大致经历的三个阶段演进，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了空前的货币刺激，从降息等常规货币政策，到零利率、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乃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但是这些政策从中长期看也可能会延缓经济内在的调整进程，加剧结构性问题。近些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下行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速和通胀的下行，降息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呈边际递减的态势。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高企、增长动力不足、通缩压力挥之不去，非常规货币政策正趋于“常态化”。 不过，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及预期，在易纲看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经济增长趋势等基本面是由重要经济结构性变量决定的。这些因素都不是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所能改变的。若因宽松货币政策而降低改革和调整的动力，反而会延误问题的解决。二是在缺乏增长点的情况下，央行给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但商业银行资金贷不出去，容易流向资产市场。放松货币条件总体上有利于资产持有者，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加剧财富分化，固化结构扭曲，使危机调整的过程更长。三是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会使利差收窄，挤压银行体系，弱化银行货币供给的动力。 央行金融研究局副局长张雪春在上周五举行的“2019中国金融年度论坛暨金融街金融市场峰会”上也表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达国家在老龄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平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要解决这些问题，更重要的就是需要依靠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但是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很多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在政治上难以达成共识，以至应对危机的临时性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迟迟无法退出。 “事实上，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政策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甚至加剧了已经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张雪春称，一方面政府通过低收益的债券加大负债，推迟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持续量化宽松和负利率催生了资产泡沫，加剧贫富差距，美联储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最富有家庭控制着70%的财富，比2008年高了十个百分点，达到了1930年代的最高值。 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 对于货币政策的锚究竟该是什么，易纲认为，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央行把盯住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锚，但如果受其他经济因素影响，某国长期通货膨胀的客观和真实走势是1%，而中央银行为引导预期把通胀目标定为2%，并通过宽松货币政策进行引导，则其结果肯定是事倍功半的。 “正确的做法是，各国中央银行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通胀目标，从1%到4%可能都是合理的选择区间。比如，发达国家和人口老龄化经济体最优的通胀目标可能是1%或1.5%，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年轻化经济体可选择3%或4%，有些持续高通胀的经济体还可以把通胀目标定得更高一些，比如超过4%。”易纲称。 易纲强调，货币政策总的来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时不够及时、有力，有时又会走得“过远”。关键是要明确职责、定位和目标，既不畏手畏脚，也不大手大脚。 易纲多次强调保持币值稳定，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是货币政策的根本使命，并以此提出要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 易纲表示，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总体上有利于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符合中国人储蓄有息的传统文化，有利于适度储蓄，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世界经济可能处在长期下行调整期的环境下，要做好“中长跑”的准备，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以维护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除了要保持币值稳定外，我国的货币政策还需要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调整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把握好总量政策的取向和力度；同时，在引导结构调整优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货币政策还承担着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使命，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关键点上，中央银行要精准发力，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 基于上述货币政策目标，易纲透露下一步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具体着力点，包括保持总量适度，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导优化流动性和信贷结构，继续合理运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根据需要创设和完善政策工具；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强化市场化的利率形成、传导和调控机制；完善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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