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江南的秋雨也密也寒，杭州半山安贤墓地在秋雨之中更显苍桑。几上几下，方才找见司徒雷登之墓，一方黑色大理石上，有几行石刻阴文。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再无其它。细看司徒先生，并无怨言，并无牢骚，他只是平静地凝视着那风雨中的一排排墓碑。司徒先生终于魂归他生前朝思暮想的地方，司徒先生可以瞑目矣。我们在雨中摘帽去伞，恭恭敬敬地给先生鞠了三次躬，用中国招魂的风俗喊到：别了，司徒先生…… 贰
司徒先生是如何热爱美国的，中文资料中并不多见；但司徒雷登热爱中国的炽热情感却感动了不少中国人。
一个外国传教士的儿子，生在中国，取中国名字，甚至娶中国老婆的也有不少，但像司徒雷登那样执着，至死不改的似乎不多；在中国坐过日本人的大牢，仍然不舍不弃似乎不多；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那么大贡献的似乎没有，司徒雷登至死想入土中国，虽死不渝，这种情谊在外国人中似乎绝无仅有。站在司徒雷登墓前，真诚垂首，称这位阴阳年龄已满141岁的老先生一句伟大恐怕也不过份。
司徒雷登在中国名声极大，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谓之臭名远扬。记得看电影《创业》时，电影中厉声正气，慷慨激昂地诵读《别了，司徒雷登》；文化大革命讲究活学活用，清华大学工作组撤走时，校区高挂，别了，×××！那年，司徒雷登已经死在美国近5年了，可是他“阴魂不散”。
司徒雷登的“黑锅”是铁定了。 叁
司徒雷登倒楣就倒楣在马歇尔身上，可马歇尔也一肚子委屈。
司徒雷登倒楣就倒楣在上任之前，既未深思又未熟虑；既不知己，更不知彼，他还以为是在办学，是在教书，是在育人。
司徒雷登倒楣就倒楣在美国驻中国大使任上，他既不了解国民党，更不解共产党；他既不像马歇尔那样了解蒋介石，又不像赫尔利那样了解毛泽东。但司徒雷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以何等政治目光，何等战略胆略在共产党的军队刚刚解放南京就着手联系中共，布置让美国承认新政权，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此事可由司徒雷登的学生，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的黄华作证。
司徒雷登倒楣就倒楣在中国内战上，倒楣就倒楣在美国对华反共政策上，倒楣就倒楣在时局发展冷战骤然打响上，倒楣就倒楣在新中国的外交原则转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口诛笔伐美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司徒雷登怎么这么倒楣？
司徒雷登临终时，也不自认倒楣，他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可以忘记自己的痛苦、不幸，但他至死忘不了主，忘不了中国……
肆
现时有一极时髦词：官二代、富二代，司徒雷登乃亲二代，他是亲中国的第二代美国人。非常遗憾，司徒雷登的儿子死在他前面，至此，司徒家的亲中国的情结方才了却，让人唏嘘不已。
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是一位地道的杭州人，在杭州生活数十年。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为了传播基督教，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整整生活了46年，曾数次遭绑架勒索，但痴心不改。司徒雷登的父母就十分注重教育，开办过多所学堂，开设过儿童英语班，可能是中国民间最早的外语课堂。司徒雷登的父母去世后，按他们的愿望，和司徒雷登夭折的大弟一起葬于杭州九里松墓地。魂不归兮亦归兮，司徒雷登父母情系中国让人敬重。
司徒雷登也是位极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为了传播主的福音，他也愿意“上山下乡”，心甘情愿“插队落户”。所不同的是，司徒雷登更偏重于教会办学，办教会学校，从中学一直办到大学。毫无争议地评价，司徒雷登是位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教育家。司徒雷登积极参与了之江大学的建设，把之江大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教会学校办成了一所教会大学，也就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浙江古之名之江，其弟司徒华林曾一度担任之江大学校长。
一次酒友相戏，席中曾对一浙江大学友人言之：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切勿数典忘祖，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浙大人不能也不该忘了司徒兄弟。
教会学校如今早已“俱往矣”。据我所知，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沪江大学、华中大学、圣约翰大学、湘雅医学院，当然还有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这些大学现在都赫赫有名，一踏进校门，所有的学生、先生包括役工都不允许讲中文，从这个现象上讲，说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也具有时代意义，但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教会大学的学生英语都好生了得！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有的则只需补修30个本科学分即可。坦率地讲，教会大学的教育使当年中国高等学校的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一百多年，它们中佼佼者已经接近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成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司徒雷登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赶赴北京，他按教会的旨意要创办“燕京大学”。
为了筹办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犹如着魔中邪一样，他甚至衣食不顾，他甚至四处“磕头捣蒜”；他甚至一个教堂一个教堂地去化缘；他甚至为了得到美国富豪和中国官绅的资助不惜余力四处奔波，有时虽四处碰壁而不舍；他甚至会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半哑的老太太聊天，为的是希望老人家能在其临终遗嘱上不忘燕京大学。
十年间，司徒雷登可谓马不停蹄，为了筹集办学款项，在美国可以说是，四处奔波，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让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武训办学的故事。武训办的是初小，而司徒雷登办的是综合大学。不到十年，司徒雷登竟然在几乎一无所有的破烂地方，办成了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竟然获得哈佛大学的认可，并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让哈佛和燕京的学生可以互相进行人才交流。司徒雷登了不起！让人敬佩。
司徒雷登办教育堪称专家，他为燕京大学聘来的先生让现在的后人依然肃然起敬；吴雷川、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赵紫宸、陈垣等等，可谓群英荟萃。
据统计，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出一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十二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十一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一百人。
太美洋战争爆发以后，司徒雷登拒绝和日本人合作，被日本宪兵抓进集中营，长达三年多时间，日本鬼子的监狱不是好蹲的，但司徒雷登宁死不屈，绝不投降附敌，比起抗日战争中，中国出现的数以百万计的汉奸，真让人汗颜。70岁的老人家骨头够硬的。据说老人家从日本监狱出来第一愿望就是燕京大学的恢复和建设。司徒雷登夜以继日地工作，拼上老命地工作，他打算待燕京大学尽快走出被战争破坏和影响的阴影就在中国退休。他要在未名湖畔养老，他要在燕京郊外陪着他已经安葬在清华园中的夫人终老中国，尽终燕京。司徒雷登甚至把自己的墓地都看好了，他将笑眯眯地迎着朝阳在向上帝祝福和祈祷中走向死亡，让主指引着毫无牵挂地走向天堂。司徒雷登万万没有想到，他将一步踏入政坛，他的中国教育梦的最后一章尚未完全写完就不得不黯然停笔。 伍
马歇尔想得天真了，他原以为依靠“马歇尔计划”能拯救欧洲，凭借他的马歇尔手段就可以摆平中国的国共两党之争。他八上庐山见蒋中正，他直飞延安和毛泽东热情拥抱，马歇尔终于明白，中国的问题远比欧洲复杂，国共两党的问题深不可测，绝非他一厢情愿就能出师告捷。他回美国当国务卿刻不容缓，要从中国脱身谈何容易？马歇尔安排的接班人，蒋介石满意，毛泽东根本不同意。马歇尔不愧为政治家，他终于看好一个人，只有他能救他，似乎也只有他能救中国，当时也只有他能站立在国共两党之中，此人就是司徒雷登。不客气地说，马歇尔的作法有些损。但马歇尔深知，美国驻华大使非此公莫属。1946年4月正是国共两党斗智斗勇的关键时刻。两党都盯着美国驻华大使的换将，谁来主政美国对华政策，至关紧要。
果然，他亮出的司徒雷登这张牌国共两党都拥护，都支持，中国知识界率先为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欢呼。闻一多在其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中说，“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司徒雷登真有人缘，但司徒雷登是位教育家，而非政治家，司徒雷登的悲剧也就从那时那刻就悄然翻启。 1949年4月，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决战已见分晓，解放军渡江在即，新中国即将诞生。连苏联驻华大使馆都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但司徒雷登未动，他看到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契机，他从美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建议美国国务院允许他与即将取代蒋介石国民党的共产党政权接触。据黄华《亲历与见闻》中回忆，司徒雷登的态度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承认，曾派黄华四次与司徒雷登接触。但是，司徒雷登所设想的，所期望的，所祈祷的都没有实现，那不是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失败，而是那个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
司徒雷登还想留在中国，但他必须离开中国，他作为美国政府的政客是位不再受欢迎的人，燕京大学也留不住他。毛泽东亲笔写了一篇慷慨激昂，充满斗志的雄文《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灰溜溜地黯然离开中国。他那时在中国是最不受欢迎的人。其实，他在美国也是不受欢迎的人。司徒雷登经冲绳回国时，还想为中美关系作点贡献，在未经美国国务院批准就擅自发表声明，因为他还是在任的美国驻华大使，称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引来美国国务院对司徒雷登的“禁言令”，让他闭嘴，再别发声。司徒雷登终于成为中美两国都不受欢迎的人，他创造一个“奇迹”，用中国话说，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没人待及，尽人讨厌。
1949年8月10日他默默地回到华盛顿，谁也没想到，三天以后，他严重中风，几乎瘫痪。几乎丧失说话功能。
司徒雷雷所有的亲戚父母、兄弟、妻子都埋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两眼不闭，一言不发，偶尔两颗混浊的老泪顺着眼角流下来。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无言无泪地默默走了。无声无息地魂归西天。
陆
说司徒雷登死不瞑目是因为他一直留言要葬在中国，回归中国。
最懂司徒雷登的是傅泾波，他的学生、秘书，但那个时代中美势如水火。傅泾波努力都失败了，他死后，其子傅履仁继续为实现司徒雷登归葬中国的遗愿而四处奔走。
傅履仁曾任美国陆军法务总临，是美国陆军第一位华裔将军。1995年，傅履仁特地来到北大临湖轩，他发现，门口一块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曾居住之处”的大石头已被人刨走了。司徒雷登的夫人爱琳下葬的燕大公墓的灵柩也不知去向，呜乎哀哉！
司徒雷登回归燕京怎么这么难？傅泾波曾经两次访问中国，到北京直接向有关领导当面提出司徒雷登骨灰回丧燕园，都泥牛入海。1986年，傅泾波又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
1986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京大学同意将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司徒雷登死后24年遗愿终于成真，也可谓入土为安。但事情落到司徒雷登头上就别有麻烦。他的落葬遇上了几位“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合上告反对。终于把这件本已落地办妥的事情搅黄了，此事不得不又被搁置。
就在近乎绝望时刻，希望也来了。2006年傅履仁出任第四任百人会会长，这是由贝津铭和马友友等人发起的一个美国华裔精英组织，他们与浙江省政府代表团曾举行一次会面。
会谈期间，傅履仁自然要提司徒雷登，没想到浙江省敢担当，他们似乎不怕马列主义老太太，同意将司徒雷登安葬在杭州安贤园。
至此，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在阔别中国近六十载后，终于回到了他人生的起点。
我亲手把司徒雷登墓碑上的水珠擦了一遍，和司徒雷登老先生告了一声别，轻轻地走了，仅仅走出几十步远，回首再望，风风雨雨，苍苍茫茫再无人听诉那些往事，那些故事……
白头翁新作《历史的气质》，全书收录其近期创作的历史散文40余篇。
读史使人明智，这就是历史的气质。不同的历史故事，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气质。《历史的气质》视野感十分鲜明，思想深邃，故事细腻，激情澎湃，异彩纷呈，读之酣畅淋漓，使人既有历史的现场感，又洋溢着家国之思、民族之情，令人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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