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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月21日，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心脏病发作，就此离世。有人说他死于晚年愈发严重的酗酒，有人说他死于早年没有痊愈的结核病。但这些争论并不重要。在离世后不久，菲茨杰拉德便被美国人迅速淡忘，这个曾在事业鼎盛时期举办宴会、用5美元钞票卷烟的作家，死时却处境困窘，只能举办最廉价的葬礼；他那些曾让无数年轻人迷醉的畅销小说，随着他的死去也迅速冰冷，无人问津。直到多年之后，才有人对他重新评价，将菲茨杰拉德从那批昙花一现的畅销作家中重新拿出，列入经典。 才华与际遇的落差，都在他生前未曾出版的作品《我愿为你而死》中表现了出来。这部创作于菲茨杰拉德人生最后十年的作品更像是他的余烬，有着闪烁的才华，有着即将熄灭的阴暗与沧桑，同时又如同一股摇曳求救的光火，期待着能靠其中某些短篇赚取稿费，支持生活。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这本书肯定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它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看到作者本人晚期的生活状态，那依旧想要写下优秀作品的决心，不堪重负的生活压力，已经远去的昔日光辉，近乎绝望的写作生涯，这些东西压在同一个人那短暂的44年的一生中，不免令人唏嘘。 
《我愿为你而死》，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著，方铁 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下文出自中信出版社《我愿为你而死》导言，原作者为安妮·玛格丽特·丹尼尔。经出版社授权新京报刊发，较原文有所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大概不会再写更多关于青春爱情的故事。1925年我写作之初，就被贴上了“青春作家”的标签。那之后我写了很多关于青春爱情的故事。这种故事写着写着，难度就增加了，也渐渐缺乏诚意。如果同类作品我能写上三十年的话，不是一位文坛奇才就是一个蹩脚的专栏写手。
我知道这是读者对我的期待，但是我的创作源泉日趋干涸，想来自己还是明智一些，不要坐等它枯竭，而是开掘一口新井，重寻一条水脉……然而，数不胜数的编辑还是把我和热衷追求年轻姑娘的兴趣联系起来——到了我这种年纪，这兴趣可能只会给我带来牢狱之灾。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致肯尼特·利陶尔，《科利尔》杂志的编辑，1939年
挥之不去的“爵士时代”标签
自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919年以职业作家出道一炮而红，他便不断被人们刻板地认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爵士时代”的作家。读者们和编辑们都希望看到他写出标准的罗曼司，穷苦的男孩追求富家女、各种派对、光鲜亮丽又卖弄风情的时髦女郎。当菲茨杰拉德进入了更为沉郁幽暗的历史时期，想要尝试不同的风格，写写成熟男子所经历的痛楚，他发现很难打破自己早期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就像他提出的，他想要“开掘一口新井，重寻一条水脉”。而不幸的是，只有很少数人欣赏他的这番努力。
一开始，短篇小说是菲茨杰拉德的谋生工具。当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约翰·格里尔·希本给他写信，抱怨菲茨杰拉德在小说《四个拳头》中刻画了一所肤浅的大学和学生时，菲茨杰拉德回复道，“我是某天晚上在绝望中写下它的，因为我已经攒了三英寸厚的退稿通知单了。最终我必须给杂志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
戴着手套怒目而视的F.S.菲茨杰拉德。 给杂志他们想要的东西：对于还是年轻作家的菲茨杰拉德来说是首要任务，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都维持了这种写稿赚钱的模式。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卖文换钱这个事实，也很清楚自己靠短篇小说能挣快钱，如此就不必在自己有一个完整的长篇连载之前空等。他和家人生活得很好，但是在头两部长篇小说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却销量惨淡，而他急需用钱。由于《了不起的盖茨比》遇冷，菲茨杰拉德只能不断给《星期六晚邮报》写短篇小说，也令他在爵士时代终结时，转而去好莱坞写电影剧本。就跟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菲茨杰拉德也在艺术与商业之间进退两难。
同样，他也十分清楚哪些是自己的佳作，而哪些就如他自己所说，是蹩脚敷衍之作。他从不讳言那些在商业上成功的作品并不一定是他个人在文学创造性上感到满意的。当两者能够一致时，像他自己看重的作品《重返巴比伦》《冬日的梦》《富家子弟》以及“巴塞尔·杜克·李”系列卖了高价，他会欢欣鼓舞。他总是希望自己认为好的小说能够畅销。“像《大众情人》那样在孩子出生时才花了一周时间写的廉价小说卖了1500美元，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我花了三周时间辛辛苦苦写的具有天才般想象力的东西，像《天空中的钻石》(即《一颗像丽兹酒店那么大的钻石》)却一文不值。”他在1922年写给经纪人哈罗德·奥伯的信中说道。“不过，苍天和洛里默有眼，我还是可以赚大钱。”乔治·贺拉斯·洛里默，耶鲁毕业生，1899年到1936年间从事《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工作，一直都给菲茨杰拉德丰厚的稿费： 对于一个年轻作家来说，的确是一笔财富了。1929年，《星期六晚邮报》开始支付他每篇4000美元的稿费，相当于现在的55000多美元。 然而金钱也给菲茨杰拉德带来了伤害，就在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之后，他对H. L·门肯说： 我给《星期六晚邮报》的那些文字越来越垃圾了，里面投入的真心也越来越少——说起来挺奇怪，我在第一篇垃圾里是全心投入的。我觉得《近海海盗》跟《赐福祷告》一样棒。《蔬菜》失败之后，我才真正开始创作，是《蔬菜》让我有了写出这本书(《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可能。如果能赚到钱，我原本很早就可以写下这个故事的——我尝试写电影剧本，却不太成功。人们似乎无法认识到，对于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说，创作是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同年，他对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编辑马克斯韦尔·珀金斯说得更为明了直率：“我靠写垃圾文字挣得越多，就越难让自己进入写作状态。”
1921年的菲茨杰拉德。 “失败”的长篇小说家
菲茨杰拉德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长篇小说作家，尽管他也是非常出色的短篇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丝毫不逊色于长篇小说，形式上还更为简洁。他的短篇小说备受喜爱，家喻户晓，独一无二，却一直被他当作一块试验田，用来写一些草稿，放置一些原创的灵感和描写、人物和地域，一些将会出现在下一部长篇小说中的元素。菲茨杰拉德对自己的生活和写作进行账目记录，一直记到1938年，他在“已出版作品的记录”这一块，列出了许多“被撕毁和永久埋葬”的故事。“撕毁”的过程从他的报刊样张和登在杂志上的故事中轻易可见，菲茨杰拉德对它们进行了修改和校订，相应的段落之后出现在了《美丽与毁灭》《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中。
写电影剧本等于人生失败这一点，从菲茨杰拉德初入好莱坞时就再明显不过。尽管20世纪20年代他有几个故事和两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但是他并不喜欢——他和泽尔达认为，如今已经遗失的1926年电影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烂透了”。但就算如此，1927年1月菲茨杰拉德一家还是在洛杉矶的国宾饭店住了三个月，期间斯科特写了一部为康斯坦丝·塔尔梅奇定制的剧本。昵称为“布鲁克林康妮”的塔尔梅奇，是一位试图从默片向有声电影转型的明星。一开始，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很喜欢与电影明星们结交，但是很快他们就丧失了热情。他的电影剧本被拒绝了，他也回到了东部的家中。泽尔达声称，“斯科特说他再也不会写电影剧本了，因为太过艰难，但我觉得作家都是口是心非的。”
《一张欠条》手稿 被她言中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平淡无奇的销量和毁誉不一的评论改变了身为作家的菲茨杰拉德。他很快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起来，并于1925年春天从欧洲给珀金斯写信： 无论如何，今年秋天我会出一本故事集。我现在要写点廉价小文，累积多了一起出版。等它完成并出版后，我再看情况。如果它的收益能够让我不需要再时不时写垃圾文，我就继续当作家。如果不行，我就打道回府，去好莱坞学习电影。 1931年，菲茨杰拉德出于经济原因重返好莱坞，又过了几个月悲惨而徒劳无功的日子，自己也感到心力交瘁。他一直在写的《夜色温柔》依然没有完成。迫于经济压力——1937年夏天他又一次回到好莱坞，并一直留在了那里。第三次好莱坞的经历是十分不快的。从这部集子的标题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电影产业的观点——对个体创造力存在根深蒂固的腐蚀性和危险性。1934年，阿诺德·金里奇曾警告菲茨杰拉德不要回去，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原因：“看到你又在好莱坞挥霍自己的天赋实在让人心痛，我希望你将来不要走到那种地步。因为文学创作就像一架乐器，而你是最卓越的艺术大师——没人能比你在英文的琴弦上奏出更为纯净悦耳的旋律——而好莱坞他妈的要什么文学创作。”
在菲茨杰拉德去西海岸前不久，他用冷静自知又不乏预见性的口吻写信给珀金斯：“我每次去好莱坞，尽管有高额的收入，但经济上和艺术上真的都不见得有好处……当然我还有一部小说(《末代大亨的情缘》)，但是它可能要成为世界上诸多未完成作品中的一本了。”菲茨杰拉德的开销非常大，从他自己的生活支出，泽尔达在北卡罗来纳阿什维尔附近的私人疗养院里的治疗费，到斯科蒂的学费，都要花很多钱。当然，他与米高梅公司签订的合同也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每周1000美元修改剧本。他的最后几篇小说是在修改他人剧本的工作之余写的——看剧本是个很无聊的工作，他在本子的边缘留下了很多吐槽。 
《越位》手稿 好莱坞的工作令他很沮丧，对他的文学才能也是一种伤害，他对好莱坞的热情缺失直接导致了剧本情节中的缺陷。还好米高梅公司的合同把菲茨杰拉德从深陷的债务中拯救了出来，而他也在那里找到了《末代大亨的情缘》的素材。他很高兴在他死的时候，还在奋力“再写一部小说”，但是出卖自己的天赋和时间让他在精神上和创造性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必然导致了那部作品最终没有完成。
最后一部作品：《我愿为你而死》
菲茨杰拉德认为《我愿为你而死》中的一些故事非常出色，更多地出于个人原因而非经济考量，他对编辑们希望他写爵士乐和酒精、美丽的酷女郎和令人思慕的帅气男孩而拒绝了这些小说感到深深失望。从大学时代起，他就是一位职业作家，一稿又一稿地笔耕不辍，甚至在小说发表或出版了之后，还会对其进行持续修改。他自己手里的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手写的修改和注释从题献页一直延伸到如今已如史诗般不朽的结尾段落。
菲茨杰拉德在1936年的散文集《崩溃》中表现的自责和忏悔，比任何人都更为周详地记录了他自己的艰难时刻。他对自己的重新评价体现在这些篇章中： 一个被困在疗养院里的男人，绝望地希望摆脱《噩梦》；一个作家在《一起旅行》中改变了职业生涯；在《我愿为你而死》中，一个摄影师和一位电影明星思考着他们所获成功的有限性，并想取得更大的成功。
在这本集子中的某些故事里，菲茨杰拉德探索了20世纪30年代妇女的各种新机会以及这些机会中依然存在的局限： 《谢谢你的火》中的旅行推销员汉森太太；像露西和埃尔茜这样的青春期少女涉足性爱；琪琪在《越位》中显豁的情感纠葛。传统的婚姻也面临着压力；比如在《向露西和埃尔茜致敬》中，他对于青年一代的自由生活流露出一种混合着赞同和轻视的微妙情绪；而电影剧本《海边的格雷西》，则对他们时而嘲弄时而认可。书中有四个故事以医生和护士为主角，这显然与菲茨杰拉德当时的生活境遇关系密切。这些“医疗故事”——《噩梦》《打算怎样》《起自静默之地的旋风》《房子里的女人们》——从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日趋崩溃的过程中，以及之后持续不断的病痛里借用了很多冷酷的细节。
斯科特和泽尔达，与他们故事里的汽车“老爷车”，照片刊登于1924年的《汽车杂志》。 撇去菲茨杰拉德投射在作品中的自我和焦虑，某些故事与他的自传恰恰相反。较之探究个人生活的运动轨迹，菲茨杰拉德还思考、书写影响美国文化和历史的更强大的力量，从大萧条时期的贫困问题到种族和公民权利问题，还从地域风俗、观念和文化等方方面面汲取灵感，也许还从中寻求庇护。诚然，有时候这些公共的、历史性的问题，与菲茨杰拉德个体的、私人性的问题是混合在一起的。这些故事尖锐地触及了美国历史中极其重要的时刻，并质疑了由此造成的迷思，而这也体现了菲茨杰拉德对历史和家庭之间联系的叩问，或是他作为一个作家如何受到更为强大的历史性时刻的驱动。这些作品也叩问了原创性和创造力的来源；是念咒般地复述孩提时代听来的睡前故事，或是作为作家，想要发现新鲜的事物。
《我愿为你而死》中各个故事的想象力，绝对具有强大的力量。它们的质量参差不齐，菲茨杰拉德对此很清楚，这在他的通信中可以明显看出。有些作品显然是为了赚稿费，尽管作品主线、词句和人物都在那儿，但是写得很匆忙，乏善可陈。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债务和艰难境遇对他的伤害不可逆转；他在1936年5月写给奥伯的信中所流露出的痛苦和坦诚，能够从当时的小说中一窥究竟：
债务的事儿太糟心了。它让我的自信丧失到了可怕的程度。我曾经是为自己而写作的——如今我为编辑们而写，因为我没时间好好考虑我真的喜欢什么，或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就好比一个人才汲了一点点水就急不可耐地喝起来，因为他实在太渴以至于等不及井里的水充满。哦，但愿我能早点转运。
然而他还是对泽尔达说起《星期六晚邮报》想要他写他不想写的东西，“一旦我觉得自己正在写一篇档次很低的文章，我的笔尖就凝滞了，我的文思也飞到了山外。”而这些故事，无论是否符合菲茨杰拉德本人或其他人的预期，当它们被集合起来时，都显示了他越来越强的创作自由、对于各种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于大众期待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标签式作品或传统规则和要求的狂热抗拒。 编辑和读者不希望看到年轻人在邮轮上做爱，不希望士兵们在战争中受折磨，不希望有人扬言要自杀，不希望好莱坞酗酒吸毒，不希望通过大学运动会贪污受贿，太可惜了，有时候他也愿意修改。有时候，菲茨杰拉德对于手头正在创作的东西的淡漠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些时候，随着20世纪30年代渐行渐远，菲茨杰拉德越来越不愿屈服于外界对他的期望，他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他身上逐渐体现出普遍的现实主义色彩，或是阴郁而破碎的高峰现代派倾向，或仅仅是展现一些他们觉得丑陋的东西。
泽尔达·菲茨杰拉德，自画像 月亮上的芭蕾女演员1927年 1940年4月，他写信给泽尔达：“我已经讨厌加利福尼亚了，如果能去法国待上三年，我愿意用余生来交换。”不过此前一个月他还对她说过，“我正在写‘帕特·霍比系列’——并且等待时机。我现在有个新的想法——写一个喜剧系列，这会让我再次登上那些大杂志的——不过天哪，我已经是个被遗忘的人了。”这些写喜剧而不是悲剧的新想法，的确会让他重新被人记起。一路走来，不管经历多少困难、酗酒问题和病痛，菲茨杰拉德始终笔耕不辍，并试图在笔下反映他的所见所感。这些故事体现出的菲茨杰拉德最真实的特质，就是它们对希望的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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