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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营销”、分组“收车”、提供“内保”……这一系列操作，虽让挂靠公司赚得盆盈钵满，却使广大车主叫苦不迭。近日，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邓强等33人被控涉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11宗罪，其中23人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该案也是重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涉案人数和关押人数最多的一起涉黑案件。 2010年以来，在邓强实际控制下，展亮公司、卡乐公司、胜丰公司、君睿达公司、强帮公司和万拓公司先后成立，开展货箱制造、货车销售和挂靠运输等业务。上述公司的工作人员为同一些人，办公地点也都在重庆市巴南区九公里渝南汽车市场内。 2013年开始，邓强的运输公司规模逐渐扩大，挂靠车辆数稳步提高。2015年，部分挂靠车主出现拖欠费用现象，邓强委托他人从车主处收车，后索要拖欠费用。 起诉书称，车主无法缴纳的，邓强就将车子变卖，将该款据为己有。邓强发现，收车不仅可以获得大量利润，而且可以提供现金周转，若自己成立收车队，还可以控制成本，获利更多。2015年底，邓强遂成立了依附于公司的职业“收车队”。 2016年初，邓强扩大经营，在某园区内建设车厢厂。为获得周转资金，邓强一方面通过骗取银行贷款的手段临时周转，另一方面开始任意挪用车主缴纳的商业保险费用，不为或少为车主购买商业保险。 据介绍，自2016年以来，邓强公司通过“低首付”的手段吸引车主购车挂靠，同时在合同中设置对车主极为不利的条款，通过挪用或不交保险费等方式制造条件让车主违约，再根据定位分组“追回”车辆，最后另行变卖或勒索，逐渐形成了固定“套路”，并以收车变卖为主，所得款项即便超出了公司应得的部分，也不归还给车主。 起诉书提到，因销售此“回收车”利润较高，邓强公司故意不给车主协商处理的时间，甚至有收车当天就销售的情况。为防止日后调查，邓强还安排财务人员，车主缴纳的“收车费”一律只收现金，不做入公司对外账目中。 公诉机关查明，为完成上述犯罪行为，邓强以高额提成诱使钟贵艮等人拉拢其他人员，形成较为固定的“收车组”；以高额提成诱使销售人员熊伟等人积极销售“回收车辆”；以报销医药费、给予“慰问”和“补偿”、聘请律师进行辩护等方式，鼓励凌世荣等人对上门的维权车主大打出手。该组织肆意实施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合同诈骗等犯罪，攫取巨额不法经济利益，并将获得的不法利益用于公司扩大规模以及人员开支。截至案发，该组织名下公司挂靠车辆已达1700余辆，通过收车模式获得的不法利益达2000余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上述人员已形成了以邓强为组织者、领导者，钟贵艮、凌世荣为骨干人员，刘斌等人为积极参加者，王新丽等人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此外，33名被告人还分别被公诉机关指控犯有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合同诈骗罪、骗取贷款罪、聚众斗殴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经营罪、拒不执行判决罪、隐匿会计凭证罪等罪名。 在为期4天的庭审活动中，公诉人向法庭举示了大量的书证、物证和证人证言，当庭展示了被告人作案使用的电警棍、信号干扰器等工具，还播放了监控视频。据介绍，该案涉及的材料和证据有221册，光盘有708份。仅起诉书一项，公诉人就宣读了一个上午。 与此同时，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的定罪事实，以及犯罪的手段、情节、危害后果等量刑事实充分展开了质证。在量刑意见中，公诉人建议对邓强等33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十五年不等，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对此，多数被告人及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量刑建议过高，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对于合议庭总结出的六大争议焦点，比如邓强等被告人暴力特征不明显，是否构成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收车队的同一“收车”行为，应认定为一罪还是数罪？聚众斗殴中，邓强一方没有邀约的行为，应认定为聚众斗殴罪还是寻衅滋事罪？邓强代收过程中挪用了部分保险费，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能否认定为合同诈骗罪？邓强公司具有运输挂靠资质，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邓强有无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是否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控辩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法庭辩论结束后，在最后陈述环节，有25名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认罚，希望得到从轻处罚。鉴于案情复杂、影响重大，法院将择日公开宣判。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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