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鲁斯·戴维森（Bruce Davidson）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他为人挑剔、敏感、有同情心，在行业内以尊重拍摄对象广为人知。无论是拍摄于纽约的《布鲁克林黑帮》《东街100号》《地下铁》，还是《小丑生活》，他的作品通常被认为是美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影像见证之一。 当年这些照片是被广泛刊登在美国众多著名媒体上，所有读者都可以从这些照片中领略那个时代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千姿百态，人间情苦。 
风格是不可复制的 为什么戴维森的照片总是能打动观众？他到底用什么办法让这些照片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永恒？这些瞬间是被偶然捕捉、随机性的，还是诞生于他与拍摄对象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 这些问题很难回答，戴维森仿佛是所有摄影师中的那个例外，他的风格是不可复制的——同时也很难描述他的典型特征。他对社会现实有着非常深入的思考以及明确的个人观点，并长久地对一些主题怀抱兴趣，在操作项目时他又展现出极其顽强的一面，非常耐心地“坐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弧上，持续对某一点进行深入思考。? 
戴维森不是那种典型的、为报社工作的摄影记者。他所拍摄的那些充满感情的肖像，给观者提供一个近距离观察该社会群体生活状况的一个入口。 他对各种文化，尤其是边缘文化持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他对生活充满好奇，并对拍摄对象报以足够的尊重和信任，而这也是戴维森在工作中一以贯之的，因此他被视为最具有人文主义的摄影大师之一。 
戴维森能够接受自己的拍摄对象，这个特征在他的每个系列里都非常明显。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能拍到很多直接而非常私密的画面，同时不让相机背后的自我意识暴露出来影响画面。这些影像是非常复杂的，镜头贴得很近但又让人颇有疏离感，让人充满好奇但是又有一种冷漠的气质，看似客观记录，背后却又是依靠戴维森对社会的见解和观点来支撑——而这就是他最独特的地方。观者总是一下子就被他抓住了，即便直到今天，他拍摄照片的“魔法”似乎还在时时有新花样。 拍照75年的戴维森 今年9月，布鲁斯·戴维森庆祝了自己的85岁生日。他开玩笑地说，自己应该已经从事摄影工作75年，因为10岁就开始拍照了！时至今日，他依然能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在朋友的暗室里目睹照片显影的那个神奇时刻；回忆起他买了第一部相机，母亲允许他在自己家的地下室建立暗房，从某个角度上说，这些就是他摄影之路的起步之处。 
? 
大学时代，戴维森在罗切斯特理工大学（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这所学校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古老的私立理工大学）学习。在这里，他第一次翻阅了刚刚出版一年的《决定性瞬间》，便记住了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名字。 布列松经常用35毫米相机拍照，戴维森也模仿他，在1954年买了自己的徕卡M3相机。而这一年，他决定去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攻读艺术学位。在那之后，他又紧接着为美国陆军服役去了一段时间法国巴黎。在那里，他终于遇到了自己视为导师的布列松，并与他成为朋友。也在那段时间，他开始拍摄一些有主题的项目，其中不少成为了他的代表作。 1957年，戴维森回到美国，并开始作为自由摄影师为《生活》杂志工作。1958年，他被提名为马格南的预备成员，并在一年后成为最年轻的正式成员。那时，戴维森下定决心职业生涯中永远不做全职雇员，也不再接受委托项目，他决定全身心、自由地投入到自己的拍摄项目中，并长时间专注于此。 
的确，马格南给他提供很好的条件和支持。在那里，他不仅仅得到了很多鼓励和认可，也得到了很多关于拍摄项目切实的建议。尤其是马格南为他的工作和拍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关系网络，例如马格南纽约分部的摄影档案管理员山姆·福尔摩斯（Sam Holmes）就曾认真地建议他去看看和了解一下克莱德比蒂马戏团（ClydeBeatty Circus）。 福尔摩斯不仅仅是“空中飞人”业余表演艺术家，其实他非常深刻地知道，马戏团白色的帐篷将成为一组优秀新闻摄影作品里让人兴奋的背景。但当戴维森到达时，他完全会错了意，他对什么马戏团的明星，或者白色的大棚及里面的表演根本不感兴趣，却注意到了吉米·阿姆斯特朗（Jimmy Armstrong）——一个侏儒小丑。 戴维森回忆了与阿姆斯特朗的第一次相遇：“那天下午，当我第一次看到阿姆斯特朗的时候，天空阴暗正在下毛毛雨。他独自站在帐篷外抽着烟，扭曲的躯干，正常人大小的头，发育迟缓的双腿既吸引我，也排斥我……他坐在那里，沉思默想。”戴维森为他拍了一张肖像，既可以展示他作为一名侏儒小丑角色，同时画面中夸张的面具让人读出他背后的孤独，以及因长久的孤独而产生的、极强的自尊和敏感。 仅用一张照片成功地总结一个人一生的悲喜剧，这种能力再次证实了戴维森的早熟和自己对于社会的深刻认知，而这也成为他之后拍摄系列的特点。 关注社会边缘群体 在戴维森的作品中，与《小丑》（Jokers）系列同样知名的便是《布鲁克林黑帮》（Brooklyn Gang）系列。 戴维森通过一名社会工作者与该组织取得了联系。在接触的过程中，戴维森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这些青年并非仅仅是“问题青年”“社会的缺陷”这么简单。因此在拍摄时，他并没有将这个群体的形象简化，以贴近社会的刻板印象。 
 ?
相反，他将之塑造为在那个年代美国社会问题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的形象。在这些照片里，他并没有花太多力气来刻画“帮派”形象和矛盾，而是更多地将落脚点放在1959年美国纽约年轻人的生活上。 “在与他们的亲密接触中，我能感受到他们的一些痛苦。跟他们关系走得越近，我越能感受到那种因生活的失败而带来的愤怒。”这是戴维森在《布鲁克林黑帮》系列画册上写下的一句话。他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关注、理解他们，相应的，这些年轻人也将自己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暴露给他。 在这组照片中，不少瞬间影像给人一种偶然发生的感觉，但其实这背后是戴维森与他们长期生活的结果。这些照片经由独特的构图，将一些平时让人容易忽略的细节凸显出来。可以说，这个项目是那个年代纽约年轻人群体的时代画像，在今天看来依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外，戴维森作为一名时代的记录者，他还拍摄了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他生活在社会文化相对平等的纽约，所以当他在1960年代了解到美国南部严重的种族主义冲突之后非常震惊。他立刻投入到拍摄中，由于那时他已经具备比较丰富的拍摄报道经验，所以他并没有马上发布照片，而是反复整理、编辑。 
一直到2002年，他才完整地出版了这次报道的画册《改变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利，1961-1965》。而这些照片，也成为历史上这一事件最重要的影像资料之一。 戴维森的影像记录了美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已经被出版，并且获得过众多奖项与荣誉，就在今年的6月，85岁的戴维森获得了徕卡名人堂奖，而评委对他的致辞是：“戴维森的作品感动了世界，甚至可能改变了世界。”而就像他的摄影之旅在开始时，受到偶像布列松的影响一样，戴维森的作品今后也会成为无数摄影师的灵感来源。 更多作品： 
本文首刊于LFI杂志，作者Ulrich Rüte朱一南编译后发表于《摄影世界》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