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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专栏 （018） 邓启耀：“流动中国”的海外镜像—— 早期华人移民及流散群体影像志观想
作者简介 邓启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早期华人移民及流散群体影像志观想
在美国西部，荒漠中一条铁路延伸至天边。带我们访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郝光明教授指着它说，这条路，几乎就是铺设在华人劳工尸骨上的。由于施工条件极其艰苦和危险，连做过奴隶的美国黑人都很少有人愿干这样的苦工。中国人应募时，谁都不相信他们瘦小的身体能够吃得消。但中国人撑住了，因为有更加无望的本土生活垫底。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让人感叹，也为更多的华人赢得了打工的机会。无数华人劳工亲戚带亲戚，乡亲帮乡亲，蜂拥而至，成为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蔚为奇观的“农民工”大潮。从1835年“自由移民”时期开始，到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颁布，出洋打工的人口流动和移民高峰持续近半个世纪。 这是华人自明代之后的又一次出国和移民的大潮。鸦片战争失败后，海禁打破，中国“被开放”，沿海地区大量劳工，为了谋生漂洋过海，到美国、加拿大、东南亚等国家垦荒、开矿、修铁路，为所在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很快，华人劳工低薪高效的勤奋和在任何条件下都能生存的能力让人嫉恨并招致侮辱，“契约华工”、“猪仔”、“苦力”，成为华人群体带歧视性的指称，华人劳工和移民被视为迅速蔓延的“黄祸”。世界不少地方纷纷出现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和暴力事件，许多社区和劳动营被焚烧，华人遭屠杀，各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排华法案。虽然二战时由于华人的英勇献身而使情况有所调整，但众多华人的生活处境仍然十分艰难。
这个目前在世界上已经有6000万[1]之众的群体，他们的历史与现状如何，不能不成为引人注目的研究对象。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A.kuhn）的近作《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以大历史、大叙事的大手笔，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历史，融会贯通于同期中国与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框架。孔飞力对中国传统文化“安土重迁”重新解读，对海外华人与周边“他者”如何互动条分缕析，提出了“通道—生境”的海外华人移民模式。[2]与此互补的，是人类学式细节化、微观叙事的海外华人影像志，提供比较具体直观的感性描述，类似民族志或年鉴学派式以小见大的写史叙事传统。美国堪萨斯大学华裔摄影家刘博智的《再梦金山》[3]和《流动•中国》，[4]以大量田野考察影像和文字，不厌其烦地记录一些细小卑微、很多人都不会多看一眼更别说为之书写和大画幅拍摄的小人物肖像及其日常生活场景。当这些平凡得难以引起关注的世俗影像，以某种不动声色的图式化景观铺天盖地地呈现出来时，那种从来不被主流叙事理睬的“泥巴史记”，便显出一种让人震撼的悲剧史诗般的力量。
这是两个有趣的文本。一个是白人学者从局外人的视角，研究“他者中的华人”；一个是华裔美籍学者从局内人（祖籍中国广东新会／台山，外祖父曾在美国当矿工或修铁路，他生在香港，19岁到美国读书，当过美国的黑市劳工“桌底工”）的立场，叙述华人群体自己的故事。一个宏观大叙事，抽离现场观察；一个微观细描述，投入实感体验。一个以文述史，一个以图证史。在“他者”与“自我”、“他观”与“我看”的交互叙事中，我们多向度地进入一个特殊群体可思忆可触摸的历史场景。
本文力图在大历史的宏观背景下，偏重于图像史的微观进路，尝试从视觉人类学角度，通过对刘博智有关海外中国和本土中国的影像及相关当事人故事的解读，从“家、国、生死”等维度，探讨早期海外华人移民或流散群体的历史处境、生活细节和生命现实，并在互为镜像的观看和叙述中，分析这些海外华人移民或流散群体与祖国和所在国这两个空间的特殊整合关系。
一、两头寻“家”：流散者的边缘飞地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美国梦”就是金山梦。百年来，出洋淘金，然后移民，成为沿海一带多少人的梦想。老家的人们猜测那些出洋的人都发了，在外国过着豪华的日子。真实情况，似乎在讲着另外的故事。在刘博智的《再梦金山》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传说中带着大把美钞衣锦还乡的“金山伯”，而是大批“标准化”中国老一辈移民的生活现实。这些美国华人的家，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土豪，如果不加说明，几乎和广东城中村或贫民窟的那种状态毫无差别。除了影像，还有颇具深度的人类学式的参与观察和访谈。从这些影像和文字里，你可以看到众多美籍华人移民“金山梦”的“原来如此”，感觉着拍摄者藏在镜头后面深深的同情。
被登记的华人移民。刘博智摄，香港，1981 
单间公寓内的台山籍老妇人。刘博智摄，旧金山，1976 
单身公寓的台山籍夫妇。刘博智摄，旧金山，1976
家中的台山籍夫妇。刘博智摄，温哥华，1978
这位一个人住在旅馆13年没有下楼从不见人的瘸腿陈先生，当刘博智再次寻访的时候，已经换了房客。邻居说他已经死了，他们也从未见过陈先生，只记得楼上经常传出拉小提琴的声音。刘博智摄，1976
书中，刘博智用平实而有温度感的文字，从自己、自己亲人出洋的经历谈起，讲到众多“金山伯”的故事，叙述他们如何“失去了自己的家”，寄寓在异乡他人的屋檐下。在华人简陋居室那些毫无“美感”或“意义”，但沾有他们一生气息的日用杂物上，我们看到一个个人以及底层华人群体的生存状况。例如全家挤在贫民窟旅店的梁亚三一家、水手梁发等普通人的人生经历和日常故事，如同人类学的田野考察笔记： 梁亚三一家首次离开中国，是在日本人侵占中国南部期间。为了炫耀武力，日本人将二百名老百姓逼上舢舨船，在浇了煤油后，将船拖到海湾，然后燃点，再用机关枪疯狂扫射。梁家携着所有易携的物件，午夜过后，便划船逃往越南。……最后，他们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并在教会协助下，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奶品场找到工作。一九七六年，他们一家十七口穿着橡胶靴，每周在冷库里工作六天，每天十八小时，每月收取七百八十美元。……当梁亚三一家决定永远离开在越南的渔船时，他们带走的第一件物件，是祖先的神位。无论他们暂居哪处，都会将它供奉起来。在公平旅店的8XIO平方呎的房间里，梁亚三夫妇就睡在地板上，守护着这个祭祖台。自然而言，这房间也成了拜祭家族守护神飞沙大王的地方。飞沙大王是北部湾地区的海盗，现已成了驱邪除魔的神灵。……梁亚三的长子正用一把袖珍的关刀，进行驱邪仪式。关刀刀锋尖窄，呈长针状，他毫不犹豫地将针穿过自己的脸颊。在锡桶里燃烧着纸钱，可引领神灵进入他的身体。他嘴里念念有词，为神灵附体作好准备。房间里的烟雾越来越浓。他邀请家族守护神飞沙大王进入自己的身体，并发出命令，要让家庭重归和睦。他以粤剧腔口唱出念词，左手抓着一只白毛鸡的胸翼，右手则把它的脖子扭断，将它分尸。然后，他拿着鸡脚在头上转了几圈，并让鸡血溅向各人，以此驱邪。……飞沙大王抱怨说，他要的是黑毛白皮的活鸡，而不是白毛黑皮死鸡。举行这次仪式的起因，是为了梁亚三的大女儿。她与一名越南人结婚，婚后，丈夫与另一名越南女人有染。五年后，我拜访她家（她已是两子之母），丈夫还没有回来，想必是当年供奉飞沙大王爷的鸡弄错之故！
来自中国大陆的梁亚三夫妇。刘博智摄，旧金山，1976 
来自广东中山县、跳海偷渡的水手梁发。刘博智摄，纽约，1983
中国人在黑人奴隶都不去的沙漠里种植棉花，在地上挖个洞作为自己的“家”。这个“家”没有家的感觉，没有儿孙绕膝、几世同堂的温馨，没有眷属，甚至连动物本能的性生活都没有。他们辛苦一生，最后的归宿是养老院：
二十世纪初，一些广东人在墨西哥建立了墨西卡利镇。现在那里的人口已超过一百万 。中国人受雇于皇帝谷的科罗拉多河土地公司，并在死亡谷南面的沙漠种植棉花。沙漠的环境十分恶劣，没有人愿意在那里工作，包括从前南部的黑人奴隶。一般工人每天的酬金是五十五美分，加二十美分膳食费。那里只有游牧土著居住。中国人是最先在该区域开展种植业的。他们在地上挖出8XIO平方呎的洞作为自己的家，以在沙漠里生存。……随着种植园的不断暂发展，墨西卡利镇开始壮大起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已超过九万人，而墨西哥人却只有七百。广东话成了通用语言，中国人拥有自己的经济及文化。在庆祝节日或某些特别事件时，会有粤剧表演。锣鼓铙钹及笛子的声音，曾经每晚都能听见。有时，舞台上出现漂亮的花旦，年轻的种植园工人就不能自己；这时，不得不由曾练武术的壮汉，将他拉到后台去。有时，为了让他们安静下来，会给他们当头泼上一桶冷水。 有些种植园离镇上很远，一些刚从中国来的十来岁的年轻人，一辈子也在那里度过。他们当中，有些从未结婚，有些从未有过性经验。在广东话里，这种没有性经验的男人，无论年纪大小，都会被唤作“青头仔”。他们的晚年，大多在墨西卡利镇度过。 欧阳民是混血儿，他拥有一半中国血统，一半玛雅印第安血统。他在孙逸仙纪念堂后建造了一座养老院，供单身老华侨在此度过余生。其中，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躺在床上快死了。欧阳民问他有没有什么想要的。老人回答说，他从未和女人做爱，想试试。一位墨西哥妓女被招来提供服务。尽管她很乐意帮忙，可是这位老人却始终未能如愿。最后，他们三人抱成一团，哭了起来。
这些很少被人关注、为数众多的基础移民，才是“压在无数海外华人成功神话下底层的一群”。所以，我并不把他的书当摄影集来读，而是更愿意看作是具有弱势群体人文关怀特征的人类学视觉表达作品，一部关于海外移民的影像民族志。 刘博智2008年出版的《流动·中国》，采用跨时空编排的方式，刻意把海外华人和本土华人、这头的家和那头的家、历史和现状影像、黑白和彩色照片进行无逻辑混搭，并列设计在一起。选入书中的那些照片，与其说是摄影“作品”，不如说是记忆的残片。
摄影集的第一部分是“彼·此”，先从我们已经熟悉的“金山再梦”谈起。无论是彼岸旧金山、纽约、堪萨斯州、宾夕法尼亚，还是此地广东、福建、海南的老街小巷，全是拥挤逼仄的家庭空间，琐碎的生活场景和物象细节，但你可以直感到底层中国人生活的单调和艰辛。这时画面突然转到中国广东开平、台山那些洋式碉楼空置豪宅。那些已经成为“文化遗产”的房子，上半截穿“西装”，折射着建房者所去国家的洋派身影；下半戴“盔甲”，有枪眼，碉堡式的装备透露了内在的不安，这应该就是孔飞力所说的华侨这一“富裕的弱势群体”，[7]在官匪横行的家乡所做的那种“战战兢兢的炫耀”。[8]它们和刘博智影像披露的那众多海外华人的生活状态，形成一个奇怪的对照。谁都知道，那些洋房豪宅大多是华侨修造的。他们在海外辛苦挣钱，“大部分中国人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有些人没能力买健康保险或不太相信身体检查，站在那里死了，身上还穿着围裙。”[9]他们省吃俭用把钱寄回家，为的是在老家建一幢体面的房子。这是中国每个老百姓的梦想。房子终于建造起来了，而他们中的多数人却一去不归，留下父母和老妻在家留守空房，成为“两头家”之本土方面的空窠家庭。“两头家”现象是侨民社会常见的一种婚姻家庭模式，一般是出洋挣钱的男人长期不能归家，在外面另外成家立业，但国内的原配仍然保留婚姻关系，挣的钱也寄回家维持这一头的家。这个现象在人类学移民研究中屡见不鲜。空窠家庭有豪宅，没人气。如果留守人去世，豪宅便成为“鬼屋”。在广东，我们见过太多这样人去屋空的地方。这些外观不同，但内质相同的“两头家”，如同一种变形的镜像，无论在彼在此，都映照出同一的悲凉。即使在尚有人住的民居里，也是同样的逼仄和凌乱。这些在本土中国拍到的照片，和他在海外华人家庭拍到的照片，有着某种似有似无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孔飞力指出的：“长期以来，中国人家庭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连同其外出务工、寄钱回去养家的策略，无不显示我们正在考察的，是一种假定移民及其家乡（即‘侨乡’）之间存在持续联系的‘劳动力分布系统’。因而，事情的本质不是‘分离’，而是‘联系’。虽然许多移民事实上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安了家，但这并没有减少原先语境的重要性：大多数人与其说是确定性地‘离开中国’，还不如说是他们正在扩展劳作者和家庭之纽带的空间维度。”[10]这一空间维度或可用孔飞力说的“边缘飞地”来形容，但却并非他所指的经济特区，而是华人移民或流散群体一种两不搭界的边缘化状态：在寄寓国，他们是寄于他人屋檐下谋求立锥之地的异文化边缘群体；在祖国，他们是“身在曹营”的可疑分子，梦里不知身已是客，是侨，是另类。
通过影像，刘博智把在海外中国和本土中国之间“流动”的族群和文化，连在了一起。 无论他们流落天涯海角，无论他们建立了几头家，脚踏多不牢靠的“飞地”，同源的文化，共有的记忆，仍然使他们成为“同一肌肤下的”同胞，同梦异床，同病相怜。
18岁离家到古巴谋生的黄惠明，回家时已经满头白发。 刘博智摄 2010
二、双重去“国”：被共同遗忘的弃民 晚清以来出洋打工做生意的华人，很久以来都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脱离了祖国，却又很难被寄寓国接纳，从而成为身份不明的流散群体。 祖籍中国广东的刘博智，因父母移民香港而在那里出生，他的祖父则留在家乡，外祖父曾在美国当铁路（或开矿）工人，刘博智19岁到美国读书，十年后娶了个“番鬼妹（洋妞）”。很多移民的情况和他一样，一般是先到香港、澳门，然后再转移到海外。香港和澳门名义上属于中国，实际上在外国人的治下。不仅社会、文化和经济已经适应了西方模式，族群甚至人种都有了较多混杂。他们认同什么“国”，很难说得清。什么“国”能够接纳他们，也情况复杂。六十年代，年轻的刘博智“为避免过牛马生涯”，准备出洋留美找出路。那时，由于中国大陆的饥饿和内乱，他的母亲和婶婶经常寄衣服和食物到广州的亲戚家。“可是，人们却告诉我，若要到美国去，就不可以越过香港北边二十英里的边界去探望祖父。……我和祖父母、外祖父母没有见面或相聚的机会，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中美交恶。如果我越过边界去探望祖父，就可能被中美双方怀疑是间谍。我们享受天伦之乐的权利被剥夺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很多生活在北美的中国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无法回到中国。我们的命运是一样的。”1即使后来可以回国了，已经成为摄影教授的刘博智，在老家中国的拍摄仍然受到多次盘问，哪怕自己长着一个标准的广东人的脸，依然被明确地被视为“外国人”或“华侨”，以至于他老是担心这些拍摄日常场景的胶卷，会被没收甚至被指控为有不良意图。
关于早期海外华人的描述，除了来自寄寓国被妖魔化的刻板印象，也有来自祖国对“华侨”在外挣大钱的想象，那些由于“海外关系”导致的命运沉浮，更不用说。事实上，由于海外的种族歧视、排华政策、就业竞争和本土的政治黑暗、社会腐败，这一代海外华人的贡献和境遇是极不相称的，社会评价也众说纷纭。 孔飞力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一书中反复强调：海外华人历史是中国大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说：“自从16世纪以来，海外华侨的活动一直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反过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尤其是中国朝向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改良与革命运动，也一直影响着海外华侨的生存发展，尽管此影响乃有利有弊。再者，中国不同国家体制下的对外政策，无论是开放或是锁国，同样无不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社群。有鉴于此，我认为，至少从16世纪以来，中国史就不能不包括海外华人史，而海外华人史也同样不能不结合中国史，唯有如此，方可成其为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
在刘博智的《流动·中国》里，更明确谈到，“世界其实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本土中国’，一个是‘海外中国’。……来自中国的基础移民——‘猪仔’、‘契约华工’、洗衣妇、佣人、垦荒者、小商贩、流浪汉——可能不曾料想到，以其为中心带动的族亲式、地缘式、裙带式的海外聚焦与扩散，很快就在他乡重构起了一个‘中国’——一个虽然分散但却庞大的‘海外中国’。尽管概念上与母国血脉相连，事实上的海外华人社会却是一个必然与本土有所疏离的独立世界，其间充斥着不同族群对于祖国难免变形了的记忆和个别经验，以及各自对中国价值观念相去甚远的理解、选择和变通，堆积着迥然相异的方言、着装、用物、习惯、礼俗、符号……”3 刘博智考察拍摄的，主要就是这些“基础移民”。他们庞大的海外群体，型塑了一个近乎刻板化的老辈华人形象——过去是劳工，现在是洗衣店或餐馆小老板。这是刘博智影像的基本素材，也是白人对华人的大致印象。换言之，刘博智看到的华人，其实就是西方社会习惯“看”到的华人。那么，被拍摄的“海外中国”和“本土中国”谁是“彼”谁是“此”？拍摄者和被拍摄者谁是“彼”谁是“此”？这似乎成为一个问题。
在我感觉着刘博智用影像叙述的两个美国的时候，刘博智也在努力触摸着他理解的“两个中国”。刘博智说：“我在另一个‘中国’理解中国的事，思考世界的事，也亲眼目睹中国人在外面能做什么事。”4他所说的“另一个‘中国’”，指的是“海外中国”。其实，视觉表达者刘博智，从一开始就陷入身份的纠结中。对于海外华人被拍摄者群体来说，他的观看是双重的：他是局内人，他的观看是华人同胞之间的“我看”；但他所处的文化圈甚至他自己跨种族婚姻的家庭，又使他必须有一种超然局外的“他观”。对于本土中国人来说，他的观看也是双重的：他是美国人，他的观看是“他观”，必然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相应的限制，也受到他所受教育的影响（比如在广东“看到”猫狗被吃时的震惊）；他是华侨，家在中国，他回家探望又是“我看”，而且理所当然地把中国文化视为自己的母语文化（所以他同时也在自问，如果自己生在广州，是不是也会吃猫狗呢）。他带他的美国学生来看中国，是“他观”；他把帮助粤北小村的穷乡亲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分内事，并提出“摄影之后”要为被拍摄者做点什么的建议，又很“我”化。当他把他在中国本土的影像带回美国，展示给他的学生和公众看的时候，他提供的观看文本是一种交织着“他观”和“我看”的复杂混合物。而被他“看到”的被拍摄者，大多是处于“他”—“我”边缘的群体——在“本土中国”，他关注的是被严重忽视的底层社会，所谓“忽视”，就在于包括我们在内的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熟视无睹；在“海外中国”，他关注的是同样是被严重忽视的华人群体。
关于“海外中国”的观看，一个有些吊诡的现象是，西方人一方面不远万里来“观看”本土中国，另一方面对近在身边的海外中国漠然忽视；同样，中国人出洋访问，似乎也只有兴趣关注“他者”及其新奇的异文化，而对海外同胞和流散他乡的中国文化往往视而不见。由于这种漠视，人们对于“中国”特别是“海外中国”的认知其实是有所欠缺的。 而在祖国，华侨也曾面临认同的许多问题。由于资源占有、意识形态、战乱等方面的原因，华侨一度被忽略或歪曲，他们就像被母国和移民所在国共同遗忘的“弃民”，在哪边都是身份可疑的“另类”，社会对他们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这些被严重忽视的华人群体，“原因无他，是他们离开了主流的中国社会，而易被东、西方两种语境共同遗忘。”5这些“弃民”庞大的海外群体，型塑了一个近乎刻板化的中国人形象——过去是劳工，后来是洗衣店或餐馆小老板、偷渡者、政治避难者、留学生和暴发户。从过去的金山梦到现在的全球化，“本土中国”和“海外中国”随着移动的人流，被不断连结、交融、移形甚至混血，以至于面目全非。
最近几年，刘博智频繁地回国（祖国），在各省旧城老街的巷道徘徊，痴痴地对着那些斑驳老墙端详，似乎在寻找什么。在他后来出版的《流动·中国》里，我们看到了这种寻找。摄影集分别以“彼·此”“里·面”“片·段”“印·迹”“断·续”“造·就”“境·象”等为题，铺排了海外中国与本土中国一些光怪陆离的影像。其中，那些斑驳的老墙，过时的标语残部，与现实情境、面孔及生活物件的混搭，在视觉感知上，似乎超出了人们对“摄影”的理解。 堪萨斯大学史班斯美术馆高级研究员史芬逊·高达先生曾多次与刘博智就其摄影作品进行讨论，其中，他特别提起那些老墙上的印迹： 史芬逊·高达：你的作品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与过去展开复杂的对话，很多照片可谓是对历史进行考古式的发掘。我在想，你的一些合并图，其影像与墙上已剥落文字只会引发一部分人的回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你的作品将庄重的艺术性与文本和历史意义结合起来，你所要追寻的究竟是什么？ 刘博智：这组作品仿佛是超越时空的梦——梦可以很逼真甚至超现实。在12年的时间里，我阅读了无数关于动乱与血腥的政治运动的书籍，对每个事件都细细咀嚼，但从未亲眼目睹其中任何一件——母亲曾叮嘱说，如果要去美洲就不要回大陆。那段岁月影响甚至伤害了好几代人。1979年、1981年和1982年回到中国时，我已经找不到那段岁月留下的痕迹了。街头的柱子和墙壁都被重新粉刷过，直到2005年，一些油漆剥落，或者房子被拆，我才得以追寻到一些线索。有一次，我借了一把梯子去拍摄柱子顶端的文字，一个六旬男人从帆布椅中坐起来插话说：“那时候街道一片海红。”说完后便躺下，闭上眼睛沉默不语。人们都希望忘却那段艰难而动荡的日子。我自己则希望超越这些隐喻性的符号意义，而像（调查）柬埔寨红色高棉一样去追寻人类行为中难以理解的本质所在。
我忽然明白，刘博智为什么总是凝神观看大洋两岸那些混合着多种文化和岁月痕迹的面相、居室、用具以及各种随着全球化大潮流行的世俗符号，就在于希望透过这些融进了大量生命现实的生活细节，去“追寻人类行为中难以理解的本质所在。”如同剥开某种被尘封和遮蔽的记忆，让人在极其日常的镜像中惊觉，观史于微。 大潮般移动的华人群体，向世界各地带去了华人体质的和文化的基因。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移民、混血和文化上的交融、互动，华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既流散于本土中国，又流散于海外中国的特殊群体。黄皮肤、黑头发难变，中国心常留。我们看到，每个国家的唐人街，几乎都是闽粤老街的翻版和模型。还有他们带去的祖先、神灵以及与身相随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由于身在异乡而更被珍重。你可以感觉到，有一条潜在的脉络，把关于海外中国和本土中国连在了一起。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沉浮曲折，漂流在世界各地的众多华人奋发图强，已经落地生根，成为所在国的经济支柱、文化精英，有的甚至跻身政治舞台，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现在，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强盛，华人在世界的影响日益引人注目。海外的这另外一个中国，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全球化的世界新格局中的作用，在未来，或将发挥不可预计的影响。
三、生和死：穿透他与我的梦想 由于中国近现代史中频繁的战争、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土地和人口的失调，使得移民、偷渡、出洋谋生成为一种不得已的出路。出洋的需求加速了沿海及边疆地区的流动趋势，进而使劳动力中介甚至奴隶贩卖成为一门暴利生意。包括厦门、汕头、香港、澳门等在内的一些转运出海口，“苦力贸易”声名狼藉。孔飞力在书中特别提及澳门：“葡属澳门是另一个被外国人控制的港口，那里主要将移民转运往古巴和秘鲁，值得一提的是，澳门因为残酷虐待苦力而臭名昭著。苦力们不仅在葡属殖民地澳门这边受到虐待、胁迫，而且在他们抵达目的地的另一端，即位于新大陆的西属殖民地，他们同样在种植园和采集鸟粪的劳役中慘遭非人的待遇，倍受煎熬。”
最近几年刘博智在古巴、马来西亚等地继续关于老一辈华人移民的拍摄。这些华人移民应该是“苦力贸易”的苦役或种族屠杀的幸存者了。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刘博智这次触及的生死话题。他来信讲， 2009年他在当地义墓后房发现了遍地乱骨，墙上用中文写着“魂兮来嚮，先友灵位”。《楚辞·招魂》中“劬劳未报，魂兮归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其情境跨越千古时空，恰如其分。在古巴华人中华会馆的“先侨遗骸暂贮堂”里，存放着堆到天花板的骨骸盒。一式白色的骨骸盒，像砖一样砌成了墙，盒上用中文墨笔手书着他们的祖籍和姓名，差不多都来自广东。“暂贮”的意思是希望有朝一日叶落归根，能够骨骸回家。但这一“暂”就不知多少年过去，有没有后人，后人或已飘零他方，都说不清楚。如果有了跨种族婚姻，混血的子女以何处为“家”，都是问题。刘博智来信解说道：“坟中的头及黄发是古巴白人女人的，嫁给年纪大的中国人。他们这代华侨都差不多同一命运......（他们和）古巴老婆有些被放在同一坟地, 却没有钱买骨盒，数个城市的遗骨无人收，墓穴后边放满胶袋, 满是骨头四露，不少散在地上。”
古巴沙瓜镇的中华会馆义坟 刘博智摄，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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