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 摄影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磐音”。 盛唐时代诗人常建所写这首“破山寺后禅院”的诗句像一组照片，盘旋在我的脑海里。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和山光潭影的局部小景勾画出一座古寺不同的侧面。那是客观的观察，但所流露的是个人的鉴赏。他告诉了读者，在这里他看到了什么，通过这些似乎很平淡的描述，他也表现了他的思维和修养。使得这些对事物纪实的形象变成了意境的升华。 大自然的环境从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对于它的认识和它所带来的意义，不但因人而异，也显现出不同文化上的差距。对于大自然的重视，甚至把大自然人格化，是中国文化的特性。在中国的文化艺术传统里，对于大自然的重视可以说贯穿了各种的媒体。不单说山水画一直被认为是国画的主流，诗词文学也充满着对于大自然的描述、借鉴和引申。所谓“天、地、君、亲、师”，在中国文化的宇宙观里，大自然已经变成了人文社会和伦理关系的一部分。大自然不单是被看作有生命的，而且我们对于它的理解，也足以引申成为我们对人生的借鉴。司马迁就认为，唯有“究天人之际”，才能够“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在《易经》里，大自然现象（天、地、风、雷、山、泽、水、火）之间的结合和沟通，被认为是对于人文社会有重大的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大自然被认为可以帮助我们在人性的休养上达到进一步的陶冶和升华。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大自然的陶冶下，可以使自己心思更开阔、秉性更忠厚。在恬淡里坚忍自己的毅力，在寄畅自然中达成心灵的净化。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下，以大自然为题材的风光摄影，很自然地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以大自然为题材的作品所表现的，缺乏可以直接和观众沟通的故事，也不像人文题材那样可以“立竿见影”地表达摄影者的社会观，这类作品的含蓄和深度，使它对于一般人来说，似乎缺乏与日常生活有关联的社会价值，也难以激发人们七情六欲的感受。但是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宇宙观，这样的题材用在中国文化和艺术领域里，却是可以用来反映（从而引申出）创意者对人文关系的观察和他的个人情操。通过人格化的发挥，从中产生出具有人性含意的引申。相对地来说，在西方社会和文化里，从早期用来作为疆域开拓的纪录到目前商业和旅游上的应用，以大自然为主题的风光摄影所具有的价值多半在于实用。即使在目前被认为是划时代的一些像亚当斯那一代利用大相机拍摄的作品，在西方评论家的眼光里，它们代表了当时对于机械精密性崇拜的哲学思想，难以做其它的引申。这是风光摄影在不同文化之间所具有的差异。 不论是含蓄的映射还是借物咏志以景寄情的发挥，在中国文化里，大自然景物和人生之间的关联，虽然是基于我们对于大自然人格化的宇宙观，它在文学或艺术上的发挥往往是建立在对景物细节上的观察和引申，从而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而表现出来。“城春草木深”的景色里断垣和春草的对比，为杜甫带来“国破山河在”的感喟。在“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诗句里，众鸟和孤云的对比，流露了李白的孤独感。促使他在“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环境里找寻安慰。在王维所写的“汉江临眺”里，他更是利用动词“浮”和“动”，通过“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的形容，为“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景色带来具有生命的动感。 在这个论点上，让我们再回到常建的“破山寺后禅院”。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整个寺庙的规模，而是通过细节上的形容所带来的意境。这种意境本身就是一座古寺的韵味，也可以说是它概括性的象征，而不是对一座古寺具体的纪录。在风光摄影里，如果我们要跳出资料性的图片，给摄影作品带来个性，这样的追求是必要的。在当今摄影技术的支持下，当一张具有新意的摄影作品问世以后，对一个有经验的摄影者来说，只要他有时间而且在相似情况发生的那一刹那时人在现场，他也可以得到几乎是同样的（甚至更具有冲击力的）效果。其实，被称为是“第三只眼睛”的相机，讲究的应该是摄影的发现性和作品的个性化。 在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文化艺术都是所谓“培养出来的品位”。在风光摄影里，拍摄大家都看得到的景色，只能看作一个开始。更何况这样的景色是有限的，而细节性的观察和发现是因人而异，而正因为它的个性化，可以使得风光摄影创作的前途永无极限。（中国摄影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