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破“科举式”升学考评模式是必然的，主观评估与客观评价体系的结合也是迟早的事。对新高考的迟疑多半集中在高考监管环节，不知道这一轮高考改革是否再次出现向效率倾斜的局面？
2018年9月高中开学前后，国内部分省区（如河南、四川、山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江西、贵州、西藏、广东等）似乎对执行教育部新高考改革有些“磨磨蹭蹭”，也因此曝出推迟实施的可能性。 我猜测，率先实施新高考的浙江、上海，确实存在值得总结的操作事项，毕竟高考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核心环节，谨慎应对也符合客观规律。 而更大的关注点疑似来自正在进行的北京新高考模式，尤其是其中加入的“综合素质评价”（思想品德、学业成就、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环节。 要知道，此前的高考改革，教育公平一般都放在首位，又有“2020年基本消除贫困”的扶贫攻坚目标的指引，高考调整的大多是科目数量。 而“北京模式”加入高考主观评价标准引发舆论的关注，高考改革的风向标究竟如何调整？是否有更大动作？ 紧接着今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上坚决克服“五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基调，让人们对新高考改革力度的猜测继续升温。 全国高考升学率已经连续多年在70%以上，从形式上说，上大学的难度已经降到历史最低。 教育公平的焦点集中在优质教学资源的分配上，比如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升学考核模式。 “北京模式”加入综合素质评分，会进一步打破“唯分数”的一元入学标准，但也同时触动了教育公平的敏感神经。 中国打破“科举式”升学考评模式是必然的，主观评估与客观评价体系的结合也是迟早的事。 对新高考的迟疑多半集中在高考监管环节，主观评分的尺度如何界定，如何做到公平、公正。 不知道这一轮高考改革是否再次出现向效率倾斜的局面？(作者：赵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