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的叶澜自1962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毕业留校工作，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持续从事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和研究。在此期间，她首创并主持了“新基础教育”研究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建设。 教育改革与教育学理论建设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三十多年来，叶澜和她的团队扎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教育变革实践，以中国话语、中国思维方式，形成了当代中国教育学的整体原创型态，被认为是对这一世界问题的中国回答。 日前，叶澜教授的集成之作《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被译成英文，向世界发行。这本专著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了西方的教育思想，而且有所突破，它表达了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尊重和理解，同时明确了中国教育思想必须保持独立，体现中国文化的独特。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回归突破》颠覆了西方对中国教育的刻板印象。中国地方学校在主动创造方面积累了值得西方学习的独特经验；与这样的学校实践相关的教育思想，同样颠覆了西方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刻板印象。 近日，《中国新闻周刊》就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教育改革的方向，以及中国教育学派的构建对叶澜教授进行了专访。 “以‘成事’替代‘成人’是当前教育最大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基础教育是全社会都很关注的话题。在这方面，大家的议论和不满也很多。你认为，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叶澜：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复杂的思维方式，不能平面地看教育。在我看来，认识基础教育至少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宏观层面，教育政策、要求和目标的制定；其次是学校，我们称之为中观层面，作为教育最基本的“细胞”，在这里发生着教师和学生之间真实的教育行为；再次是微观层面，各种教育行为怎样转化为学生的发展。社会上议论较多、家长感受较深的主要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但实际上，宏观层面的问题也不少。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宏观的教育决策，应该解决宏观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去要求其他层面的事情。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宏观决策对学校教育实际存在的需要和发展遇到的困难并不是很清楚，往往是把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简单地移植过来，规定学校做这样做那样，但好心未必办好事。 比如，为了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现在很多地方要求学校每年有一定比例的教师要流动，有的地方还要求校长也要流动。这个想法是好的，期望通过师资的流动，达到教育均衡的目的。但问题是，每个学校内部都有自己的文化，想通过换校长的办法，短期内改变一个学校非常困难，往往是新校长还没完全熟悉情况，又被调走了。最后，结果是不仅差的学校没有得到改变，而且原来好的学校反而因为师资力量的流失，教学水平下降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如果宏观决策不反思，是很难做好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谈到的是宏观决策的问题，对于学校层面你有什么看法？ 叶澜：作为教育的主体，学校在整个基础教育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对学生的发展最直接、最真实的教育行为主要发生在学校。就像前面提到的，现在学校教育面临很多问题，经常受到家长的诟病。我认为，学校教育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以“成事”替代了“成人”。 在学校里随处可见教师为事务而操劳，关注学生考分、评比、获奖等显性成果，忽视、淡漠的恰恰是学生和教师在学校中的生存状态与生命质量的提升。即使在改革开放已40年的今天，依然存在着教育者心目中有教书无育人、有知识无生命，不真正把学生作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来看待的问题。 这种对个体特殊性以及个体生存方式的忽视，造成了课堂的根本缺陷：把丰富复杂、变动不居的教学过程简化为知识传递的活动，把它从整体的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导致课堂教学缺乏生气与乐趣，变得机械、沉闷和程式化，失去对智慧的挑战和好奇心的刺激，师生的生命力在课堂中得不到充分发挥，精神生活趋于“沙漠化”。 中国从来不缺聪明、有潜质、可成为尖端人才之人，缺的是把潜质变成现实的发展。教育在实际上常常只是训练的过程，老师讲、学生被动听和记，缺乏思维的活跃和课堂生活的积极体验。日积月累，往往使本来具有生命能动性的人异化为被动机械的“物”。学生如此，教师同样如此，生命异化为满足教育之外目的的工具，教育也异化为没有生命关怀、没有创造活力、缺乏精神追求的事务。 “不能把教育改革的希望全都寄托在高考改革上”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问题谈论了很多年，现在很多地方也在提倡素质教育。但有种观点认为，只要现行的高考制度不改革，基础教育就无法摆脱当前的怪圈。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叶澜：我觉得，不能把基础教育改革的希望全都寄托到高考改革上。我对长期以来批评“高考指挥棒”也有自己的看法，好像把基础教育的一切问题，一股脑儿归结为由“高考指挥棒”造成，就能解释一切或很快改变。这种判断的实质是想用管住“出口”的方式，来改变整个教育教学的“过程”。“出口”的控制和“过程”的开展是两件事，不能相互替代。 高考的改革，不管是选拔式的还是鉴定式的，总归要通过测试。你不能把教师应承担的教育改革的责任，都交到改革高考方式、方法上。承担高考改革与承担中小学教育改革是两个不同的主体群，尽管这两件事相关，但它们各自承担的责任不能替代。 影响教育全过程的因素很多很多，绝对不只是高考出什么试题的问题。所以我说，我们可能抓错了源头。孩子从小到大要长十几年，孩子进小学的时候离高考还遥远。如果我们强调高考改革了才能改革基础教育，这种说法会带来什么呢？中小学教师、校长可以说：你高考还没改好，我改革了会对不上你的高考，所以我没办法改革！其后果是中小学教育责任的承担者，可以对一个漫长的教育积累变化过程不着力去研究和承担责任，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也为不改革找到了很好的理由。 我不是说高考不要改。要改！但是不能把基础教育改革的希望全都寄托到高考改革上。这也许是素质教育提出二十多年却进展不大的原因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认为，基础教育改革该从何入手呢？ 叶澜：中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在哪里？已有的改革方案，或编制新课程新教材，或改变教学策略与方法，或提升学生成绩，或培训新教师新校长等等，以此作为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各种教育改革流派随之而生。但我认为，价值观是一切教育教学改革的起点，价值观危机，是中国教育根本的危机，教育转型应从价值观转型开始。 三十多年来，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致力于“新基础教育”研究，这是一项以学校整体转型为指向的教育改革。它的“新”，首先新在“价值观”。我们提出以促进学生的生命发展为最根本的教育价值观。 促进生命发展的价值是教育的基础性价值，教育具有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和丰富人的精神生命的意义，具有开发生命潜能和提升发展需要的价值。教育的过程是把人类生命的精神能量，通过教与学的活动，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实现转换和新的精神能量的生成过程。 师生主动、积极投入学校各种实践，是学校能否实现上述价值的前提性保证。“新基础教育”就是要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把创造还给老师，让教育充满智慧挑战；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 “当下中国教育学建设需要改变‘依附’心理” 中国新闻周刊：从这些年的实践看，“新基础教育”改革的成效如何？你觉得，它能够改变中国的基础教育吗？ 叶澜：“新基础教育”是通过深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师生的生命质量。这种变革要求我们一个学校接一个学校地去做工作，去改变校长、教师的观念，变人、变学校、变文化，把旧我变成新我，把近代型学校变成现代型学校。 这项工作需要时间，需要脚踏实地一点一滴的努力。一旦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得到提高，我们就通过联合研讨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教师调动，让他带动其他学校的发展。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学校的发展必须依靠它内在力量的成长。所以，我在合作研究伊始，对参与“新基础教育”的学校所属地区有关领导，有一个要求：五年内不换校长，以保证整个改革的持续进行。 当然，我和我的团队毕竟力量有限。我们从不指望自下而上、具有典型草根性质的“新基础教育”能够改变全国的基础教育。我的心愿无非是改变一个个教师、改变一所所学校、改变一个个区域，这样，“火种”总存在着变为“火炬”的可能。 我们从事“新基础教育”就是想告诉大家，有一群执著教育的人走了一条不同的路，而且这条路走得通。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新基础教育”，这些年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教育学派——“生命·实践”教育学派。 中国新闻周刊：学派建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你看来，与其他教育学派相比，“生命·实践”学派有什么独特之处？ 叶澜：教育学是近代中国自西方引进的众多学科之一。事实上，直到今天，教育学在中国还是一门很少人真懂，许多人轻蔑、嘲笑的学科，认为教育学没有也不需要理论，这造成了我们现有的教育学理论大多来自西方，缺乏中国自己的教育学家和教育学理论。 当下的中国教育学建设需要改变“依附”心理，太需要有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矢志不移，而且具有大爱心、大智慧和大境界的人，一起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由这样的人组成的队伍，不能指望只在书斋中产生，更多的要在教育变革实践中经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才能形成。 教育学是研究造就人生命自觉的教育实践的学问。在我的教育学研究生涯中，最能打动我的两个字是“生命”，最让我感到力量的词是“实践”。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是直面当代中国教育学面临的挑战，对教育学的整体形态和形成过程进行了当代反思与重建，是基于中国问题、立足中国实践、运用中国资源、通过中国学者，以中国方式表达的中国原创的教育学派。 教育改革与教育学理论建设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正是对这一世界问题的中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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