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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得清，这间十几平方米的粮油店，究竟容纳了多少老人的笑声和浑浊的眼泪。 它距离被誉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中学仅一墙之隔，陪读老人是店里最准时的客人。每天下午2点前后，逼仄的小店就被弯腰驼背、穿着袖套围裙的老人塞满。坐在面粉堆、旧木桌以及自带小板凳上的老人絮叨着家长里短，有人说起孙子的趣事，有人嘟囔儿媳妇不孝顺，也有人掰着手指又数了一遍孙女高考的日子。 时针指向下午4点半，老人们准时离开，有的钻进住了28户陪读家长的四合院，有的消失在建满各式“学生公寓”的街道拐角，孙辈就快放学，他们得回家准备晚饭了。 店主高绪琴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67岁的老人在毛坦厂已陪读14年，14年里，她先后陪着3个孙辈在毛坦厂中学读完高中。今年，外孙女即将高考，高绪琴终于要回家了。 她记不清，小镇何时多了一茬儿又一茬儿的陪读老人。这些素不相识的老人从附近街道的角落凑过来，和她一起听庐剧、聊天，如今，每天都有10余个老人前来。 他们叫不出对方的名字，却熟知彼此的经历。 用高绪琴的话说，几乎每个老人的故事都是相似的。他们大都来自农村，许多人还不识字。为了在外务工的子女安心赚钱，老人承担了陪读的责任。那些被陪读的孩子，也多是他们一手带大的“留守儿童”。 这个庞大的群体难以统计具体的数量。他们中，有的年纪86岁。有老人一陪读就是14年，还有老人前后陪读20年，送走了8个孙辈。 这里少有背井离乡的漂泊感， “留在老家干啥？老骨头一把，农活也做不了了。”一位陪读奶奶语气很坚决，“我一点儿也不想家，我只怕给儿女添麻烦。” “这里用得上我” 粮油店开在小镇的学府路上，向西不到百米，就能走到毛坦厂中学的老北门。贴着学校墙壁而建的学府路弯弯绕绕，各色商铺和越盖越多的“学生公寓”挤在一起，数以万计的学生和陪读家长在这里居住、消费，最终变成小镇GDP里不断上涨的数字。 68岁的胡宜霞便是其中之一，早上，她是粮油店的顾客，下午是聊天听戏的主力军。 对这个安徽农村老人来说，晚年离乡并不是值得悲伤的事情。一年前，当她又一次坐上汽车，离开几十公里外的老家时，她没有哭，甚至还带着笑。 “这里用得上我。”她说。 事实上，漂泊的感觉胡宜霞并不陌生。为了全家老小的生活，她去过六安，也到过合肥，洗过碗、养过猪、还种过大棚蔬菜，后来，岁月一点点把她的腰压弯，工厂不再收留这个老人，她回到了记忆里有些模糊的家乡。农具变得沉重硌手，她干不了农活，成日叹气。 这一次，远在江苏打工的女儿在电话里问她，能不能去毛坦厂照料外孙女的生活，电话这头的胡宜霞直点头。 她很清楚女儿的处境，“在外面打工的，干一天活儿才能有一天的钱，不干了回来陪读，家里要用钱咋办？” “这个活儿轻松，就洗洗衣服做做饭”。胡宜霞在电话里让女儿放心，“我一个人没有问题。” 70岁出头的杨云觉得，在陪读这件事上老人没有立场说“不”。几年前，大孙女在毛坦厂中学就读，孙女一再央求奶奶能去陪她，可杨云正准备做心脏手术，自己从小带大的孙女在电话里撒娇，她就在电话那头流泪。 手术要花好几万元。在合肥的医院，她不止一次想“死在这儿算了”，“辜负孙女又浪费儿子的钱”。每想一次，就哭一次。 后来手术成功，身子还没养利索，她就到了毛坦厂镇。孙女即将高三，紧赶慢赶，她总算赶上了。 只是，孙女没能考上本科。老人说，这是自己这辈子“最大的过错”。 脸上沟壑纵横的李玉不敢犯这个错。孙女今年高三了，她第一次离开住了70多年的家乡，翻山越岭来到毛坦厂镇。皖西地区山脉绵延，中巴车拐了几个弯她就认不得回家的路了。 李玉说自己不想家。 她不清楚家离这儿到底有多远。这个老人只知道，“回家”意味着往返100多元的车票。她舍不得。在2元钱只能买到5个青椒的毛坦厂镇，一切有关钱的事，“都是大事”。 尽管从未亲眼见过，但她晓得儿子一天要干十来个小时，工厂里大白天也开着灯，车间到处都是人。儿子的活儿多，又累又苦，还不敢请假。从月初忙到月末，才能换来她和孙女赖以为生的钞票。 “你能看到的，都是身体健康、能来陪读的老人。”李玉的邻居、一位陪读妈妈说：“我也想出去打工挣钱啊。在这儿陪读只出不进，我着急啊，但实在是没办法。” 她和李玉居住的四合院里，共有28户陪读家长。其中，陪读奶奶占了近一半。四合院挨着学府路，因为地利颇受陪读家长的欢迎。院里吃水都靠水井，厨房和厕所各有1平方米。院子的空地，搭满了朝着各个方向的晾衣杆。 四合院的正东方向住着陪伴了8个孙辈读书的李认真。20年前，54岁的李认真在家乡开始了自己的陪读生涯，为孩子做饭洗衣一干就是20年。李认真说，自己大字不识一个，别的事儿也做不了，就这事还能做，“我见不得孩子累。” 因为晕车，她极少回老家。她有意隐瞒了白内障和高血压症状的严重程度，害怕儿子把她“撵”回去，不再让她陪读。她“家”的门口垒着木屑和废沙发的垫子，这些都是李认真闲暇时拾荒来的，为的是烧水能更快点，让孙子少等一会儿。 东北角则是高绪琴的“家”。她已经记不得在毛坦厂的14年里，自己搬过几次“家”了。不过，这次搬“家”她极其满意，四合院是平房，“不用爬楼梯了”。她的腿脚这几年变得异常肿大，脚脖子肿得像个桃子，老人要做生意，不愿意在供货商和客人前露怯，她套了两层秋裤，把变形的腿裹得严实。 14年前，她开始照顾在毛坦厂读书的大孙子。那时，毛坦厂中学还不是今日的“高考工厂”，学校只有如今的“一半儿大”，校外农田一片儿接着一片儿，50岁出头的高绪琴觉得自己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气。骤然离开田地的她不愿憋在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干不了活，挣不了钱，还要花儿女的”。 女儿替这个不识字的老人盘下了粮油店，又教她算账、进货，学了几次她就亲自上阵，让女儿外出打工去了。 高绪琴说，陪读老人来到毛坦厂镇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她理解那些衰老的面孔，“谁不心疼自己的儿子女儿呢？谁不心疼钱呢？” 86岁的陪读奶奶赵真慧记得，自己是儿子陪着来的毛坦厂。房东瞅着老人直嘀咕：“你年纪这么大，出了事咋办啊？” “我身体好得很，没问题！”她笑呵呵地回应。 一旁的儿子送完祖孙俩就准备回工厂了。站在狭小残破的出租屋，这个中年男人突然难受得不行。他忍不住对着一头白发的母亲说，太苦了，别遭这个罪，别陪读了。 86岁的母亲笑着安慰儿子：“不怕不怕，老家来陪读的亲戚朋友这么多，都可以照应我。你放心走就是。” 高层小区和商铺越建越多，可老人能去的地方越来越少 迈进四合院边上那个没有门牌的粮油店前，胡宜霞过了“很痛苦”的一段日子。她太“闲”了，陪读这个活儿，比起昔日的农活和打工实在轻松得过了头。每天只需做一日三餐，再把孙女的衣服洗了便是。除此之外，她有大把空闲的时间。 搁在过去，她要一个人扛起几十斤重的种子和化肥，从田的这头撒到那头，或是顶着高温在大棚里工作一整天。 来到毛坦厂镇，一开始，她跑去服装厂帮人叠衣服捆衣服，一天干十来个小时，工钱三四十元。女儿发现后不让她再做，她只好逛街。她打算给自己买件马甲，可繁华的毛毯厂镇怎么找也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店都是开给城里的陪读家长的。”她默默地说。 在陪读14年的高绪琴眼里，这座繁华的小镇里，高层小区和商铺越建越多，可老人能去的地方越来越少。 李玉不识字，也不认路，因为害怕迷路，她不敢出门，买日用品只能靠孙女。她几乎没什么娱乐活动，常常一整天窝在没有阳光的屋子里。“打麻将？那是人家有钱人的事。”她摇摇头，“农民哪里打得起麻将。” 到后来，她甚至“憋出病了”，吃不下、睡不着，很快掉了十几斤肉。匆匆赶来的大女儿把她送到医院，打了点滴，开了药。她问了问医药费，心疼。 从医院回来后，她开始和一些陪读妈妈聚在一起做十字绣。打毛线成了她如今最大的寄托。只是，她总记不住针线的走法，每次都得靠“姑娘们”的帮助，才能编织出像样的毛鞋。 她一点点融入了这个圈子。“姑娘们”出去买米买面她也跟着，她们爱绣100多元一件的十字绣，而李玉更爱5元钱两团、能装满一大袋的毛线。 起初，高绪琴的粮油店并没有听戏聊天这个“固定节目”。她习惯午后待在店里，拿出听戏机，放上一段庐剧，轻声跟着哼。下午生意不好，她又不识字，听戏算得上唯一的爱好了。 这段音乐吸引来了源源不断的陪读老人。那时，她才注意到，毛坦厂的陪读家长里，有那么多和自己一样的银发老人。“他们都很少出门，没什么朋友亲戚，也没有什么消遣。”高绪琴说，“陪读老人无处可去。” 后来她上街，慢慢发现，老人其实并不难找，平房里、露天街边小店撑起的牌桌上，都能看到陪读老人的身影。他们的身份很容易辨识——老人身上总系着围裙，以及蹭了油污的袖套。 陪读老人的作息跟着学校转。上课的时间，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听戏聊天，到了饭点，高绪琴会溜到屋里做饭，不着急离开的老人会自发帮她看店。 有老人在别处买了鸡蛋，担心缺斤少两，总要提着鸡蛋来店里，借用高绪琴的秤，再称上一称。 如果发现被商家占了一两元钱便宜，七八十岁的老人会“哎”地一声叫出来，抱怨上几句。 没人比高绪琴更能理解那一两元钱的意义了。粮油店刚开时，她为了多挣点，便增加了送米的业务，只要多给2元钱的跑腿费，这个花甲女人愿意把大米扛上楼房的高层。站不稳了，就死命用手卡住，不让大米掉下。 后来，她老了，外送的业务开不了了，她就在店里摆上黄豆、红豆、绿豆和海带豆皮，“现在讲究营养，这些东西买的人多。”坐在木凳上的高绪琴说。这家小店的收入每个月差不多能抵消掉老人和孙辈的开销。 陪读奶奶中，她是难得的有收入者。更多人，能仰仗的只有儿女每个月寄来的生活费，钱一个月一寄，有时几百元，有时1000元出头，房租只能从中掰碎了挤。四合院的房东很清楚老人的境况，她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着这些陪读奶奶今天交三百，明天交五百的，好些天才凑够房租。 一批老人走了，暑假过了，又会来一批 每年6月初，总有一批陪读老人要离开，很多人走之前都会来店里道别，也有人悄无声地就离开了。送走了数十个陪读老人后，今年终于轮到高绪琴离开了。她心里记挂的是店里剩余的物资该如何处理，大米她几个月前就不进货了，只挑些卖得快的豆子和姜蒜进货。 她很清楚，自己走了，粮油店势必要盘出去，陪读老人也许就会少了一个听戏聊天的地方。 在那间十几平方米的粮油店，一直延续着这样的“传统”：一批老人走了，暑假过了，又会来一批。这不是终结，而是轮回。 有陪读老人犯了高血压，半天都没熬过去就走了，家里亲人赶来，孩子没毕业，还得继续陪读。也有老人临时接了亲家母的班，对方要回去照看患病的女儿，孙女只得交给外婆来照顾。 一名在毛坦厂中学就读的高三学生说，正是这些默默流动着的老人，在深山里的毛坦厂镇撑起了一个个历经变故、离别又摇摇欲坠的农村家庭。 老人们一直都是彼此间最熟悉的陌生人。高绪琴能轻易地总结出，这些同省老人和自己相似的经历——子女赶上了农民工进城务工大潮，从不同的乡村出发，来到大大小小的工地、工厂和企业，最后变成安徽省1415.4万外出农民工中的一分子。 胡宜霞的女儿女婿外出务工快20年了，生下孩子后，她在老家帮着带到了五六岁，孙女随后被接到父母身边，10余年过去，祖孙又一次重聚，地点在毛坦厂中学。 陪读前，孙女曾和外婆胡宜霞抱怨，有时食堂的饺子都没煮熟，夜里熄灯了想看书还得偷偷摸摸的。 “是我带大的孩子，怎么可能不心疼？”她毅然选择在67岁的年纪再次出发，老伴则留在老家，一边儿照顾田地，一边儿看护小孙子。 李玉不喜欢把孙女比作“留守儿童”，在她眼里，孙女啥都好，听话、懂事、孝顺，“我让她别玩手机，她马上会放下的”。 86岁的陪读奶奶赵真慧从不哀叹一家人的四散离别，这个老人说，自己只记得“孙孙特别乖”，这个小孙子爱和自己开玩笑，遇上赵真慧做了自己不爱吃的菜，孙子就跟奶奶说：“我要给爸爸告状哦！说你不让我吃饱。” 可转头，孙子又拿着零用钱给奶奶买了一副“酷酷的”紫色墨镜。赵真慧喜爱极了，哪怕是大阴天的下午，她也要戴着墨镜坐在小板凳上，抻长了脖子，摇着头听戏。 74岁的李认真不爱听戏，习惯一个人待在屋里盼着孙子放学。夏天，孙子回来直呼热，她感叹，“你再小点就好了，这样奶奶就可以把你抱在怀里了，给你吹风，像小时候一样”。 不过，有关孙子的回忆也不都是美好的。10多年过去了，高绪琴想起自己的大孙子还是“心疼”，大孙子不喜欢念书，上学时总偷偷跑出去玩。一次，大孙子放学没回来，老人找了整整一个晚上。 为了子女每个月少出一点生活费，这个老人想尽了一切办法。她的店铺原本不朝向学府路，趁着天黑，她跟人连夜把门打出来，就为了“能让生意好一点”。 她刚来时，店铺的年租金只要一两千元，镇上一栋房子不过四五万元，高绪琴那时甚至动过念头，努把力也许能把店铺买下来。14年过去，毛坦厂的房价飙升了10倍不止，她的肩膀塌了、手变形了、腿脚肿了，两只手再不能伸直了，衰老的她依旧没能赶上小镇发展的节奏。 生活还得继续，每天夜里哼哼着熬过病痛，天亮了，高绪琴还是会在5点30分准时起床做饭，再准备一天的生意。 18岁的孙女说，外婆这一生“很不容易”，自己从她身上学会了一个字，“忍”。 这个女孩告诉记者，高三的学生压力很大，很多同学有时候脾气上来了，回家就冲着父母爷爷奶奶发火，一会儿说饭菜的味道咸了，一会儿又说味道淡了。她坦言，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好孩子，她也常常想发脾气、想抱怨，可每次回到家，看到外婆的样子，就发不出脾气，“要学会克制，学会忍耐”。 成绩好，是我孙子。成绩不好，也是我的孙子。 孙辈算是粮油店最热门的话题了，但这些陪读老人甚少讨论孩子的成绩。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识字，也分不清“一本”“二本”的区别，对大学的认知基本还停留在“清华北大”。 但老人有属于自己的、关注孩子成绩的办法——去瞧学校每个月贴在墙外的成绩榜。胡宜霞只认识自己和孙女的名字，每次发榜，她都会悄悄扫一眼，看看孙女是否上榜。 高绪琴不去看榜，但她会问小孙女：“你这次考得如何？” “上榜了。”孙女淡淡地回答。 “是榜头还是榜尾啊？”她不依不饶。 孙女噗嗤一声笑了，“反正上榜了。” 每次讲起这些故事，粮油店都会传来一片老人的笑声。可笑声过后，也时不时会有人掉眼泪。有老人说，自家孙子并不尊敬自己，每天只给自己发个5元10元买菜。 因为不会使用银行卡，陪读老人一般都靠孙辈每个月去银行取生活费。这个老人的孙子管钱，却不愿多给奶奶一点钱买菜，老人无奈，只能日日挑些剩下的素菜。 她心里清楚，儿媳妇不喜欢自己，自己抱怨几句还会被儿媳训斥。 “我要是遇到这种事了，就跑回老家，有手有脚饿不死人。”高绪琴愤愤不平。 半响，老人叹气，“跑？能跑回哪儿去啊？” 胡宜霞不喜欢说这些“委屈”，她觉得，现在的一切“很幸福”，“没什么不满足的”。她为孙女开过一次家长会，虽然人还没走进学校就被保安拦下了。 这个老人不敢对孙女的学习有任何的要求，“娃娃已经很努力了，每天晚上都学到1点”。她也理解不了很多城里父母为了学生成绩对孩子又打又骂，“不满意也要满意，就是那个水平了，能考上的毕竟是少数。” “考不考得上都是孩子的命，我们输在起跑线了。”这个老人难得地哽咽了，她埋怨自己没本事， “我一个农村妇女，什么补品、什么营养听都听不明白。”她说，自己来了毛坦厂镇，进了超市，才第一次知道黑米、豆子的“营养价值”，才知道米粉冲水喝了有营养，才知道30元一斤比牛肉还贵的基围虾“给娃娃吃有好处”。 李玉的态度更坦然，“成绩好，是我孙子。成绩不好，也是我的孙子。不可能因为孩子成绩不好，我就不陪读了吧？” 在毛坦厂中学读书很苦，每天孩子中午和下午回家吃饭基本都得靠“刨饭”，胡宜霞心疼孩子。她知道，这已经是孩子最好的路了。作为一所“超级中学”，毛坦厂中学以其每年超过90%的本科上线率和超过50%的一本上线率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六安周边县市的学子。 “读不出来就只能做苦力。起早贪黑，进厂讨生活。”胡宜霞实在不愿孙辈走上自己的老路，年轻时因为没有文凭，这个老人靠四处打工谋生，漂泊无定，需要天天看老板的眼色讨生活。 “读书考大学是最好的出路了。”这些话她从未给孙女说过，“我压力大，她压力更大啊。” 高绪琴知道，那些孩子早晚会明白这些朴素的道理。就像自己那个调皮的大孙子，参军后，孙子仿佛变了一个人，没人知道他在部队里经历了什么，这个逐渐长大的少年，只用了一句话解释了一切：“奶奶，你一定要让妹妹好好读书。” 陪读事业，还将继续 一年到头，粮油店的聚会只在春节假期停下。放寒假了，老人们像归家的候鸟，带着孙辈在短短一两天里走了个干净。 高绪琴也在回家的路上。这几年，生意越来越难做，毛坦厂镇发展太快了，一座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进口超市、各大连锁超市纷纷入驻，来小店买米的客人越来越少，老主顾只剩那些朝夕相处的陪读老人。 店还要不要开下去？事关生计，高绪琴总为这事儿发愁。 不过，好不容易挨到年根前，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部队复原归来的大孙子变得孝顺起来，时间磨合了祖孙俩曾经的伤口，这个小伙子每次回家都会给奶奶包一个500元的红包。有一年，高绪琴着急带着孙女回毛坦厂，大孙子听说了，冒着雨从战友家赶来，趁奶奶还没走，把一个大红包塞到了高绪琴手里。 再比如，到了年关，她终于能离开那个被油浸黑的灶台，和那个搭在过道、一到冬天风呼呼响的“厨房”。老家用的是大锅，孝顺的儿媳可以用一口锅做上9个人的饭菜，热乎乎的，也不用担心冷掉，一家人围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只是快乐终究短暂。回到毛坦厂镇，高绪琴想了想，店还是要继续开下去，这些每日作伴的陪读老人，她舍不得。 18岁的小孙女把这些看在眼里。她有点儿认不出外婆了。人前，外婆是会为了三毛钱和供货商大吵大闹的人，也是一下午能抽好几包烟的老烟民，还是那个永远系着围裙背着外翻挎包的“混搭风老板”，可如今，到了深夜，外婆腿脚疼痛压不住了，像虾一样蜷缩着，“她只是个很怕疼的老人”。 高绪琴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做了14年生意的老人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如果现在就去医院做手术，家里得再派人来看店，得有人照顾孙女，还得有人在医院陪床。她不想拖后腿。 尽管，她能为孙女做的事，已经越来越少了。变形的手连洗衣服的力气也快没了，做饭时削莴苣皮也会抖得厉害。 “就等孙女高考了。”她说，“高考一结束，我马上就去做手术。” 再过一个半月，高绪琴就要离开生活了14年的毛坦厂镇，回到老家。 但这个老人很清楚，这一切还不是结束，等到暑假做完手术，她就该奔赴下一程了，最小的孙子过完假期，就要上高中了。她的陪读事业，还将继续。记者李雅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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