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斯诺教授在首届全国儿童早期阅读发展与教育峰会现场发言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凯瑟琳·斯诺教授发现，家庭亲子阅读对儿童深层次的阅读理解能力、词汇发展等方面都提供了独立贡献超过20%的影响因素。
在美国的研究中，中产阶级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发展中产生的差异大概为33%。也就是说33%由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差异中，有20%是可以通过家庭亲子阅读来弥补。
本文来源：公众号“南方周末”（ID:southernweekly）。
作者：卫佳铭、曹婧淳。蓝橡树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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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3日，深圳启动0至6岁儿童早期阅读公益项目“阅芽计划”，该项目由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和多家政府部门联合发起，针对学龄前儿童及其家庭的早期阅读教育公益项目，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大型的汉语儿童早期阅读干预项目。
一年多来，由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陈思、终身教授凯瑟琳·斯诺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对阅芽计划进行了跟踪评估研究，研究发现：0-3岁阶段的阅芽计划，有效提高了学前儿童的语言发展，同时显著地增进了家长群体对于高质量的早期阅读教育的理解。
仅9%受试家长每天陪同孩子读书
凯瑟琳·斯诺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从深圳二十几所早教机构和幼儿园托班收集到了1044个0—3岁儿童家庭的数据，这些儿童的平均月龄是32个月左右，家庭平均成人数量为3.29人，家庭平均月收入大概为3万元。样本中，64%的母亲具有本科及以上教育文化水平。
需要解释的是，因为家庭收入水平完全是由家长自己报告，所以会存在家庭收入不高的家长就不愿意报告，最终成为研究的缺失值，不计入平均收入计算，所以可能会让最终的结果存在偏差。
根据这些家长报告的数据，平均每个家庭拥有的汉语图画书47.3本、英语图画书10.9本。每天都能和孩子一起看书的家长比例只有9%，一周2—6次的家庭也只有8%，这些数字让我们感到震惊。而在英语国家同样类型的研究中，哪怕是低收入家庭家长，每天保证和孩子一起阅读的占50%。
我们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原因之一可能是家长们觉得0-3岁之间的孩子还比较小，往往要到上了幼儿园后才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此外，这一年龄阶段的孩子多数由祖辈抚养，父母工作比较忙，确实没有时间坐下来陪孩子读图画书。
家庭亲子阅读或可弥补阶级差异
0-3岁的孩子是不是需要亲子阅读呢？凯瑟琳·斯诺教授说，大量研究发现，家庭亲子阅读和儿童的语言发展在短期内有着直接的联系。丰富家庭阅读环境对孩子的语音意识、词汇发展、文字意识，以及认知等方面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同时从长期来看，当孩子进入小学之后，家庭亲子阅读对孩子的快速认读、阅读理解、独立思考和表达及未来的终身发展都有帮助。
在最新的教育干预实验里对同卵双胞胎的追踪研究中发现，家庭亲子阅读对儿童深层次的阅读理解能力、词汇发展等方面都提供了独立贡献超过20%的影响因素。
在美国的研究中，中产阶级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发展中产生的差异大概为33%。家庭亲子阅读能够独立贡献20%的差异，也就是说33%由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差异中，有20%是可以通过家庭亲子阅读来弥补。
儿童的读写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学习，儿童需要通过与成人的积极互动，学习阅读、获得读写能力的发展、将阅读与知识的活动融会贯通。这个过程中，成人，特别是家长和家庭的阅读环境、教师和学校的阅读环境都对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
“阅芽计划”：家长观念明显改变的干预实验
研究设计中，凯瑟琳·斯诺教授团队借助已知范围内最大型的汉语阅读教育干预计划——“阅芽计划”，通过阅芽包、线上资源APP、免费线下活动为家长提供教育支持，试图改变这一现状。
阅读包里包括：两本适龄图画书、一本60种图书画的导读、一本分阶段的早期阅读指导手册，还有一份图书馆之城的邀请函，让家长了解在周围的社区还有什么资源可以应用。
利用APP，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电子图画书资源、在线讲座，还可以与其他家长社交、互动。线下活动可以让家长参加讲座、图画书分享和交流活动，更直观讨论亲子阅读观念和更好的实践方法。
但是研究中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战：该如何建立一个可靠的因果联系和如何准确测量家长的观念变化？
对此，凯瑟琳·斯诺教授的团队做了三件事：
1、在2016年5—6月进行基线测试，给所有的家长发放了问卷，问卷中包括家庭基本情况、家长的观念，以及由家长报告的儿童词汇发展测试。
2、基线测试结束后，2016年7月，随机抽出半数家长拨打电话，告诉家长们阅芽计划的情况，随后观察哪些家长来领了阅芽包。
3、在2017年1月进行了后测，后测包问卷和调查实验，观察家长的观念和儿童词汇发展的变化。
等这些都完成以后，再进行模型拟合和数据分析。
后期测试我们发现：
与未参与阅芽计划的儿童相比，参与阅芽计划的儿童的词汇发展有着明显的进步。
通过阅芽计划，家长也获得了对高质量亲子阅读教育的理解：他们普遍认同应该为孩子提供更多的图画书、在阅读时有更好的亲子互动、并认为应该同时增加自己的阅读量。
这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家长观念的改变，以往调查的结果显示，家长的育儿观念是很难改变的。而在调查里，很多家长却改变了他们的教育观念，并且是朝着积极的方向，这一点让团队成员们备受鼓舞。
观念改变后，家长要培养引导孩子关注某些特定细节的能力，比如到故事关键处，向孩子提问核心的信息、去问孩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去做一些预测和猜想。
家长往往会觉得读图画书就是孩子学习词汇的过程，实际上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图画书真正作用在于让孩子学习更多的知识、了解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的话题。
因此，图画书学习的重点是需要成人参与其中，为孩子提供更多讨论和交流的机会。
家长焦虑程度越低，孩子语言发展更好
研究过程中凯瑟琳·斯诺教授还发现：焦虑程度越低的家长他孩子语言发展会更好，特别是表达性的语言。越焦虑的妈妈可能会导致孩子讲话机会变少，孩子表达性语言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支持型（即放手型）的母亲，她们孩子的语言表达和叙述能力会更好，这绝不是偶然的，母亲的焦虑会在亲子关系和孩子的发展中带来负面影响。
当然，目前只是发现了这两者间的相关性，而非因果联系，我们也不希望这个结果让她们变得更加焦虑。
亚洲文化圈里，家长的权威感更强也更重视教育，因此焦虑会更甚，包括日本韩国的家长也非常焦虑。至于中国家长，我们的猜测是之前几十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会让他们感觉到不能失败，从而带来更大的育儿压力。
长期焦虑可能会是对孩子压力的来源。越放松的妈妈可能越能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
很多家长都会焦虑孩子5、6岁的时候有多少知识储备，但是家长们也要思考当孩子到了20、30岁的时候是否还对学习保有兴趣、对世界怀有好奇，还是否乐意以积极的态度去尝试新的东西。相比孩子在5、6岁懂得三门语言、会玩两种乐器，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美国经验：社会力量助力早期教育
近期，斯坦福大学罗斯高教授的演讲在中国引发热烈讨论，他指出0-3岁是孩子智商发展的关键期。这个阶段，孩子能学很多包括语言、社会知识、处理问题的能力，因此公认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但不幸的是，很多人因此把它理解成如果孩子在3岁的时候没有获得相应的知识，就会一辈子落后，甚至不再有机会学习赶上。
实际上，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但不是绝对关键期，并不是说错过了这个时期以后就没有其他机会发展了。
在美国，通过20年的实践，让很多人认识了早期阅读的重要性，实践过程中，除了家长态度积极，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力量支持，美国很多的社会组织和公立图书馆都会提供机会，给孩子派书送贴纸，鼓励他们阅读。例如：
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一直有一项名为“1000本书”的阅读计划，鼓励孩子在6岁上小学之前读满1000本图画书。
“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可以借鉴的，早期阅读不仅是家长和老师的责任，还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凯瑟琳·斯诺教授如是说。
“不过，和其他城市相比，深圳的阅芽计划也算是非常大的进步了，先从60本书做起，未来才可能有600本、1000本，我们也希望这个项目来日可以推广到更为广阔的乡村。”
同时，凯瑟琳·斯诺教授还提出，中国有数量巨大的留守儿童群体，他们大多数不具备家庭亲子阅读的客观条件。对此，学术圈已有探索，比如：举办集体活动，邀请乡村孩子家长在节假日到公立图书馆，陪同孩子参与集体读书。
智利的情况有跟中国类似的地方——来自低收入的群体的家长很少有和孩子一起看书的习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尝试把家长请到学校里来，陪孩子一起做图画书，把生活里的一些小事描摹下来、写写画画，做图画书。
我们发现，平时缺乏资源、很少有机会了解该怎么和孩子阅读的家长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并且在这种环境中做的事情会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凯瑟琳·斯诺教授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