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中的犍陀罗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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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8 16:15: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贝格拉姆出土的青铜西勒诺斯面具

  “别的都不打紧,有两件物最难的:一件是一百单八颗人顶骨做的数珠,一件是两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读过《水浒传》的人对此段描写应不陌生。在十字坡,武松遭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暗算,三人和解后,张青将两件奇器赠予武松,此后武松一直随身携带。对于刀,小说特别写道:“张青取出两把戒刀与武松看了,果是镔铁打造,非一日之功。”“武松抽出腰里两口烂银也似的戒刀来,在月光下看了,刀是好刀,却未曾发市。”

  镔铁,又称宾铁,本是舶来物,在宋代还是重要商品,受政府严控,元代始立镔铁局。而镔铁早期输入地之一是罽宾,即犍陀罗(又称乾陀罗、犍陀卫国等)。据《慧苑音义》载:“乾陀是香,罗谓陀罗,此云遍也。言遍此国内多生香气之花,故名香遍国。”故又称它是“香林国”“香风国”。犍陀罗曾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远影响,可惜相关历史记录甚少,致今天读者对其不甚了解,而孙英刚、何平合著的《犍陀罗文明史》则补足了这一空白。

  犍陀罗文明的创造力

  犍陀罗在今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包括克什米尔部分地区,面积20多万平方公里。因其部分领土在历史上曾属印度,人们常将犍陀罗文明视为印度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忽略了其独特性。其实,印度在古代并不指一个国家,而是指整个南亚次大陆,而犍陀罗核心区在其西北角一个小盆地中,东西北三面被大型山脉包围。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不一样的犍陀罗文明。

  佛教诞生于印度,后来却一度在印度消失,真正让佛教传遍东亚的是犍陀罗。印度佛教只靠口头传播,早期传入中原的佛经皆用犍陀罗文写成,并非梵文。印度佛教禁立偶像,只允许使用法轮、菩提树、宝座、足迹等象征符号,而今人看到的佛像均来源于犍陀罗,其雕造技法直启后来的敦煌石窟、云冈石窟等。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原接受的实为犍陀罗佛教,而非印度佛教。正是在犍陀罗文明影响下,释迦牟尼的形象从原来的人间导师升格为至高无上的神,个人修为的小乘教法开始转向普度众生的大乘教法。眼睑半张,视线向下,面容安详,嘴角微露微笑之意,鼻高而直(与额头连为一体)……这一切细节,汇成佛祖开悟前的冥想,这正是犍陀罗文明的伟大创造,至今仍感动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犍陀罗文明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创造力?因为它是多元文明的产物。

菩萨残躯,公元3—4世纪,大都会博物馆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发起东征,犍陀罗亦被征服,大量希腊移民来到此地。亚历山大逝后,帝国分裂,犍陀罗归属塞琉古王国,公元前3世纪中叶(约前256年),希腊移民在犍陀罗自立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中国史籍称为大夏)。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人被匈奴击败,西迁中亚,征服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学界尚存争议)。公元55年,大月氏人建立贵霜王朝,犍陀罗是其领土的一部分。该王朝的贵族都是希腊人,至425年才灭亡。

  所谓犍陀罗文明,即指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425年之间形成的独特文明,它在中原文明、内亚文明、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相互交融与碰撞中,极尽辉煌。

  以佛教为例,本是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派人传入犍陀罗,阿育王前半生(即“黑阿育王”)凭借武力基本统一印度,自觉杀伐过重,后半生(即“白阿育王”)悔过自新,努力推广佛教。当时印度流行的是强调等级的婆罗门教,利于贵族,对王权有威胁,故阿育王对新兴的佛教持好感。佛教初期亦有等级意味,当它遭遇犍陀罗的希腊文明时,一变而成世界宗教。因希腊文明强调平等,带有强烈的普遍主义色彩。希腊哲学的睿智与犀利,也为弘扬佛法提供帮助。如《弥兰陀王问经》,完全采用问答体,本是柏拉图的行文风格,而早期高僧那先的老师法铠即希腊人,那先很可能也是希腊人。有学者甚至认为,传向东亚的是“希腊化佛教”。印度佛教以乡村为基础,犍陀罗作为“千城之国”,摸索出成熟的运营手段、推广方式、基本仪轨等,使佛教实现城市化,这是它后来能迅速风靡中原的重要原因。因无法与传统的种姓制度相融合,佛教后在印度饱受排斥,中断达数世纪,而经犍陀罗文明改造的佛教却落地生根,融入到东亚的文明中。

佛陀立像,白沙瓦博物馆。典型的所谓希腊化佛教艺术

  人类文明全球化的最早尝试

  显然,犍陀罗是人类文明全球化的最早尝试,不同文明为犍陀罗文明做出贡献,并从中受益。以民间传说为例,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成书前便广泛流行于犍陀罗,此外印度《五卷书》的故事也大量出现在本生雕刻中,其中很多故事成为后来佛经的组成部分。此外,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古希腊神话传说、草原文明传说均在犍陀罗流行,出现了湿婆神、阿波罗、悉多、夏沃什王子、阿胡达并行的局面。

  多元并举,使犍陀罗的叙事文学高度发达,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在佛教传入之前,汉语重抒情、轻叙事,在佛教推动下,汉语叙事文学才跃上新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犍陀罗文明冲击,前人保持了高度开放的态度。比如佛像中的肉髻、卷发并非中原风格,且佛像身披的是古罗马装束托加(即用长方形布折成,搭在肩上,用扣环等加以固定,使其自然下垂形成衣褶),这些“奇服异饰”经本土化后,均得以保留。民间如此,皇家亦如此。利用犍陀罗雕塑的写实风格,古代帝王甚至按自己的形象塑造佛像。如雕刻于5世纪的“云冈大佛”(即三世佛中央坐像),据传保留了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形象;而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据传采用而武则天的容貌。不同文明汇入丰富了中华文明,使它更具活力。作为专史,《犍陀罗文明史》较全面地展示了犍陀罗文明的风貌。

  带有佛陀形象的迦腻色迦金币。正面,铭文意为“众王之王、贵霜王迦腻色迦。”反面,佛陀形象,带有希腊风格,手势为无畏,右边为迦腻色迦的画押。很显然,佛陀已经被视为是神,和迦腻色迦钱币上的其他神祇一样。

  佛陀不再是人间的导师而是神灵应该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理念。(中国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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